车海刚
作为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推进。去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做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郑重宣示，一系列大动作、新举措接连出台，密集落地。
应该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较好地把握了金融开放的“时、度、势”，展现了一个新兴大国拥抱世界的决心与自信。
“时”——时不我待。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即“金融开放11条”。这是继今年5月银保监会推出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措施、6月证监会推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9条措施之后，我国政府再次系统发布金融对外开放新政。“金融开放11条”不仅在开放内容上“扩容”，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财富管理、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而且在开放进度上“提速”，将部分领域的开放时间表较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这是习近平主席去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四项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时掷地有声的表态。国务院金稳委办公室此次宣布“金融开放11条”时重申了这句话，传递出决策层对于扩大金融开放“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高质量的经济必然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提供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金融业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际上的先进理念、服务和产品，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其中以银行业最具代表性。这正是“鲶鱼效应”创造的“开放红利”。但毋庸置疑，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总体质量和水平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唯有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金融业自身才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进而才能更好地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度”——张弛有度。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开放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一直是人们讨论较多的话题。
表面上看，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加深，市场参与者更加多元，国际市场波动和外部风险的确更容易快速地传导至国内，给金融安全与监管带来挑战。但从长远角度看，金融业毕竟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如果缺少市场竞争压力，长期生长在温室的保护下，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很难提升，也必然会对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掣肘。这其实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因此，坚定不移扩大金融开放，在开放竞争中增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理应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讲策略、不计代价的贸然开放。实际上，“以我为主”、有序渐进、风险可控，正是过去四十多年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金融领域尤为如此。从这一轮金融开放实施的节奏看，仍然较好贯彻了这一原则，具体表现在金融业开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协调配合等方面。
安全系于监管，风险重在防控。金融开放需要相应的金融监管能力与之匹配。近几年，我国通过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防风险水平显著提高，开放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正在夯实。
“势”——顺势而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业亦莫能外。
我们看到，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且愈演愈烈，经贸争端有向金融领域扩展的迹象——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后迅即把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的Fintech（金融科技）正在重塑传统的金融生态；不久前，脸书（Facebook）公司宣称将发行数字货币Libra的消息，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思考未来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时无可回避的重大命题，需要先谋势再谋事，顺势而为。
对于前者，我们要将金融开放置于更为宏阔的全球视野与国家发展大局中观察和谋划。譬如，在做好应对金融摩擦准备的同时，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以及多边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高度重视并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对货币霸权的抵御和反制能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增大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对于后者，我们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做好战略性、前瞻性研判与设计。我国是金融科技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今后应当更好地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力量，保持在全球新金融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同时，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研究应对新技术可能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打造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项，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