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人所共知，公司治理者应当也必须是“被治理”的一部分。但是，公司治理者在公司“位高权重”，如果只有内部约束，显然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被治理”效果。这一点，将我们的视线自然拉向了外部。通过对大量公司的观察看到， 公司外部对治理者的约束，有的效果明显，有的效果一般，也有的效果很差。那么，最有效的外部约束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有效果一般，甚至于效果很差的外部约束呢？
公司外部对治理者的约束，广义上讲，涉及到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制度、外部监管制度、运行机制和专门约束组织及监督人员安排等诸多方面；狭义上讲，主要是指外部关联组织机构对治理者的监督、检查、审计、考核和奖惩等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大股东（一般是指机构投资者）、监管部门、外部审计部门等等。在这里取狭义的理解，来看公司治理者的“外部约束”问题。
总起来看，外部约束最大的优势，是它消解了治理者在公司内部的那种“位高权重”的身份影响； 同时，外部约束者与治理者之间， 通常没有利益上的关联，因此，外部约束的力量，是完整的、强大的，既不会受到公司治理者“治理权力或权威”的影响而缺失，又不会受到约束者自己“盘算利益”的纠结而弱化。一言以蔽之，外部约束的力量是足够大的，不用担忧。
外部约束的最大劣势，是它难以获得全面、准确和及时的信息。一方面，外部约束者通过一般治理规则获得的定期信息，如公司的季报、年报等，大多笼统综合，过滤选择成分大，而且时效性弱，很难成为约束的主要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外部约束者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调研、检查和监督，大多时间有限，通常还有治理者事先汇报或报告形成的“先入为主”印象，同样难以得到“量足质优”的信息。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司偶尔的所谓“爆料”，可能提供给外部约束者某些有用的信息，但这毕竟不是普罗大众公司的普遍情况，不可作一般性的讨论。
鉴于外部约束力量强大，和获得公司信息困难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按理说，这个反差应当会引导公司治理的内外各方，努力去解决信息的获取问题，尽最大可能地让外部约束者得到“量足质优” 的信息，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然而观察看到，这个反差实际产生的作用，则是引导出多种实践情形和大不相同的结果。
第一种实践情形是努力去解决外部约束者获取信息的量和质的问题。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将内部和外部的约束结合起来，通过内部约束的渠道，减少外部约束者获取信息方面的劣势。内部约束者与外部约束者的不同，就在于信息的及时和丰富，但其约束的力量，特别是对治理者约束的力量不够强大。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结合，大有“优势互补”的意味，是约束力量和信息充足的理想“配伍”。实践中所谓“最佳外部约束”，大多是在这种格局下出现的。因此，内部和外部约束结合，应当就是形成有效外部约束的最重要方式。不过， 内外部约束的结合，由于内部约束者一方时常会受到治理者“权力或权威”的影响，同时还有约束者“自我利益”的牵扯，他们在“内外结合”中难以做到无所保留，由此而来的“最佳外部约束”，也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并非普遍。
第二种实践情形是加大外部约束力量的使用，形成强烈的“威慑”氛围，促使公司治理者自我强化约束。这种实践，并不努力从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入手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所谓“全覆盖、高频率和多形式”类的监督检查等活动，附加以严肃和严厉的奖惩安排，“逼迫”治理者高度重视外部约束，主动遵守规章制度， 规范治理行为。观察看到，许多公司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外部的监督检查，隔三差五地到来，“常态化”是描述如此情形的最好词语。总体说来，这种实践下的外部约束，还是有相当效果的。但是， 一方面，这种实践的成本太大， 不只是外部监督检查的成本，还有公司内部迎接检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约束者信息的获取并未得到改善，监督检查流于形式的情况相当普遍。那种检查来了就“克己”（收敛一下）， 检查过后就“复礼”（故态复萌） 的情形，经常看得到。
第三种实践情形是外部约束基本只有形式的外壳， 实质内容都交给了内部约束。这种实践的起因，当然不只是外部约束者获取信息的困难，但信息问题是其中一个非常要紧的方面。理论上讲，外部约束倚重于公司内部的约束，会有两种极端性的认知：一是几近绝对地相信内部约束能够替代外部约束，达到规范治理者治理行为的目的；二是几近绝对地认为获取信息困难根本无法解决， 外部约束者也就无法有效约束， 还不如干脆不去约束，寄望于内部约束的“自我完善”。不论何种观念、实践的状况，就是外部约束“形同虚设”。在如此情况下， 内部约束的力量孱弱，便是内部和外部约束基本都不存在的另类说法，治理者很难受到掣肘，治理行为不规范，甚至于出现偏差、怪异和畸形就难以避免了。
观察看到，第三种实践情形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差的。当人们总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类公司的外部监管不力和缺失， 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重要方面。在肯定的意义上讲，不论出于何种理念，公司外部对治理者的约束不存在，或不得力，公司要治理得好，就是天方夜谭。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者的“权力和权威”得不到一定的制约时，大多会自然而然地膨胀，导引出目空一切、盲目武断和一意孤行的治理行为。可以想象，如此治理之下的公司发展前景，即使一时半刻不会牵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大题目上去，也会折腾起伏不断。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什么复杂性可言，就是所有公司的“外部约束”，绝对不能可有可无。
当然，不排除在外部约束弱势格局下，一些“伟大的公司治理者”自我约束极为强大的个案。他们的超凡之处，就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规则信仰”，并在日常的公司治理中，时刻警醒自己的治理行为，保持治理“权力和权威”的适度。这种情况下，外部约束的强弱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样“伟大的公司治理者”，真可谓凤毛麟角。这一点也表明，一个社会尽量多地催生“伟大的公司治理者”，是多么的要紧。
第二种实践情形，占住了公司治理者外部约束的主要部分。公司治理哲学告诉我们，既有的存在， 总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实践情形，如果能够尽量地解决一些公司内部信息获取的问题，外部检查监督效果的“实质性”就会大大提高；而且，外部的约束力量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有效的“威慑”， 激发出公司内部自我约束的能量来，特别是激发出治理者自我约束的主动性和实际行为来。这种实践情形表明，外部约束者不应当仅仅看到自身约束力量的强大，还应当看到“量足质优”信息的重要。要清楚的是，外部约束不只是一种约束权力的行使，更是一种约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运用，信息的缺失会让约束知识和技能无法施展。
我们积极推崇第一种实践情形，即通过内部和外部约束结合“互补”的方式，使外部的约束力量能够在“量足质优”地获取内部信息的基础上，得到最好的运用。这种实践情形最大的难题，是找到适合各家公司实际情况的“内外结合约束”形式。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上市公司在这方面大多做得不错。公司的股东、行业监管部门和外部审计师作为外部的约束者，通过董事会的组织运作，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检查， 以及外部审计师长年对公司的审计， 能够较为全面、较为准确和较为及时地获取公司的各种信息， 确实有效地形成对治理者的约束。因此， 以治理完备的上市公司为标准，非上市公司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检查和审计，诚如是，则整个社会对公司的“外部约束”， 就将全面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