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有约5000年的货币使用历史。在此期间，以铜为材质的钱币长期充当制钱，各类铜钱无疑是发行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货币，但也并非没有其他材质的货币出现，除人们熟悉的金、银以及纸币外，铁也多次作为铸币材料，只是由于铁自身存在的天然缺陷，使铁线未能广泛流通起来。
间断发行
铁钱，即以铁为材质铸造的金属货币。中国古代货币最常用的材料是铜，铁钱的出现较铜钱晚。关于铁钱的起源，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冶铸》中记载：“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按照这个说法，铸造铁钱始于唐朝藩镇割据时期，因为当时铜材无法贩运才不得已用铁铸钱。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铁钱的历史虽没有铜钱早，但在唐代之前就已经有了，最早的铁钱出现在西汉，即汉初的“铁半两”。
按照西汉的规定，原本是不允许铸造铁钱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时“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但考古发现似乎又推翻了这项记载，1955—1959 年间在湖南省衡阳市、长沙市的10 余座西汉墓葬中分别出土过铁钱数百枚，直径2.3—2.5厘米，重1.9— 2.5克，形制与当时流通的半两钱相似，被称为“铁半两”。对于这批铁钱的性质目前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它们并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专门作陪葬品用的。
两汉交替时公孙述趁乱割据蜀地，于建武元年（25年）称帝，国号成家。当时蜀地铁矿产量较大， 而铜不易得，公孙述于是“废铜钱，置铁官钱”，所铸造的铁钱在蜀地流通，形制上主要模仿汉朝的五铢钱，被称为“铁五铢”，这是公认的正式流通使用过的铁钱。此后，东汉时期铁钱还曾零星出现在史籍里，《通典·食货》引皇甫谧《高士传》：“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郭泰和史弼主要生活在东汉桓帝时期，根据这项记载，在东汉后期铁钱仍在部分地区使用，当时2枚铁钱可当1枚铜钱用。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期间推行了多项重要改革措施。《隋书·食货志》记载： “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为铁贱易得，并皆私铸。”“普通”是梁武帝所用年号之一，时间为520—527年，按照这条法令，在梁朝统治区内，包括历代以来的铜钱都被禁用，而改用新铸的“铁五铢”。为鼓励大家接受铁钱，新铸的铁钱上还有“五铢大吉”“五铢大富”“五铢大通”等吉祥语，这一时期铁钱得到较大范围的流通，造成私铸泛滥，史书说“所在铁钱，遂如丘山”。
“铁钱之战”
宋朝之前铁钱虽间断发行，在个别时期和局部地区也曾流通使用过，但总体而言货币体系仍以铜钱为主。北宋初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钱荒”，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宋朝铜钱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因为铜原料匮乏。在中国古代，铜矿的发现和开采都较为有限，而铜不仅用于铸币，还是生产、生活所需资料之一，这就造成了铜钱在原料方面的紧张，所以史书中不断有“时铜钱已竭，图甚苦之”“民乏铜钱”“铜钱，民间难得”等记载。铜材缺乏的情况在宋朝更为突出，《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而同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对铜钱的需求量快速增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铜产量约1460万斤，把这些都用在铸钱上仍显不够。
为解决“钱荒”问题，宋朝在部分地区试行铁钱，首先选中的是曾有铁钱流通史的蜀中。《宋史·食货志》记载：“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其后，铁钱在四川大量铸造，数量颇众，以后每换一次年号几乎都铸有本年号的铁钱。据清人鲍康《观古阁泉说》记载，清代收藏家刘燕庭曾在四川做官，专门收集四川的宋代铁钱，“共得到不同式样， 就达三百九十三种之多”，可见铁钱在当时四川流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除四川禁铜钱、行铁钱外，在陕西、河东、两广、河北、京东等地也曾铸行过铁钱，宋徽宗时两广、陕西、河东等路还曾专行铁钱、禁铜钱，这些地区属当时的“沿边”或“沿海”地带，是禁止铜钱外流的重点管理区。
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政权也铸造铁钱，原因却与宋朝不同。辽、西夏统治区内铜矿资料较丰富，以辽为例，《辽史》记载：“先代撒刺的为夷离荃，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 辽政权并不缺铜，但史书中多有其铸造铁钱的记载，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究其原因，可以从宋代一份朝臣奏议中找到答案。《文献通考·钱币》记载，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知泽州李昭遴进奏：“北虏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据此可知，辽政权铸造铁钱的目的并非方便本地区交易流通， 而是主要用来交换宋朝的铜钱。辽政权辖内铁矿资源也很丰富，今辽宁省鞍山市首山、河北省平泉市罗杖子等地都发现大型冶铁遗址，由于资源丰富，辽代铸造的铁钱便源源不断流向边市，通过互换，加剧了宋朝铜钱的外流。与辽政权类似，西夏也铸造有铁钱，其主要用途也是在“对外贸易”方面，铁钱主要流通于沿边的榷场。
因此，两宋时期铁钱有所兴起， 铸造量和使用范围较以往有所扩大， 对宋朝政府来说主要是货币需求量加大但铜原料紧张所造成的，对辽、西夏来说则主要出于“货币战争”的考虑。为防止铜钱外流，宋朝政府铸造的铁钱主要流通于沿边地区，并在部分地区禁行铜钱，以此防止铜钱外流，但由于边禁不严，辽、西夏仍能用铁钱兑换到大量铜钱，在这场“铁钱之战”中宋朝总体处于劣势，这从两宋时期铜钱日益严重的外流情况中就可以看出来。
天然劣势
宋朝以后至清朝中期之前，铁钱基本退出了货币体系，元、明以及清朝中早期均没有大规模发行铁钱的记录，直到清朝咸丰年间，铁钱才再一次“出世”。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8年即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为解决因鸦片战争而造成的严重财政问题，同时为了应对因太平天国革命而造成的滇铜外运受阻，咸丰二年（1852年）采用四川学政何绍基提出的“即使银数方赢，尚宜反经以复古，现职银数日绌，尤当变法以救时。顾救时之法，仍不外乎复古”建议，铸造了一批面额不等的铁钱。但由于民间对铁钱抵制情绪很深，这次“铁钱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约5000年的货币发展史中，铁钱流通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几百年，其间还只是在部分地区流通。为什么铁钱的生命力如此“脆弱”呢？其实这与货币进化史是相适应的，在货币的金属本位制中“贵金属”代替“贱金属”是基本趋势，中国古代货币价格轻重理论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货币的购买力与其自身价值密切相关，相对于铜，铁是一种“贱金属”，铁钱的购买力较铜钱差了很多，《文献通考·钱币》记载：“蜀用铁钱， 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1000枚铁钱就重达一二十斤，如果1匹上好的绢值2万钱，那么就得用一二百斤铁钱去购买，货币的作用本是使商品交易更便捷，但铁钱在这方面显然处于劣势。《宋史·食货志》记载“铁钱十纳铜钱一”，从中看出铜钱与铁钱的“兑换率”在不断拉大，到宋朝时已经达到了1‥10的悬殊程度，以当时专属流通铁钱的四川为例，一个卖柴的山民每天可得约100文收入，一个月约3000文，如果全部是铁钱，那就是30000枚，重达好几百斤，使用起来当然不便。
此外，铁作为金属在冶炼方面还有一项劣势，其熔点为1535℃， 远超铜的1083℃、金的1064℃、银的962℃、铅的328℃和锡的232℃，熔点高不仅造成冶炼难度加大，而且在当时冶炼技术下使铁更不容易与其他金属合炼，这一点远逊于铜。此外， 铁更容易锈蚀，难以保存，如果时间久远些，铁钱的鉴定、辨识就成了难题。正是由于以上诸多不利因素，才使得铁钱在中国古代并未真正流通起来，不同时期出现的一些铁钱，都是特殊原因造成的，在整个中国古代货币史中只能算“浪花几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