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一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蔓延，迅速席卷了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也遭受严重冲击。危机之中，中国显示了大国担当，中央政府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成功抵御危机、渡过难关，荣归祖国的“东方之珠”依然璀璨明亮。
从“九五”开始，我国进入了持续2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近日，《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进行了专访。陆百甫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研究工作， 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文件起草组成员。1980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学术秘书、财金组负责人、宏观部部长、副主任。
“九五”处于特殊的历史节点
中国发展观察：您全程参与了“九五”计划建议的起草工作。“九五”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如何?
陆百甫： “ 九五” 计划（1996—2000年）即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特殊意义在于时点的重要性。
“九五”时期是20世纪最后五年，处于世纪之交的特殊时点， 也可以说是向新世纪迈进的时段； “九五”时期是我国“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战略的后五年时段，也可以说是向第三步战略过渡的时段； “九五”时期是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顺利交接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港澳回归祖国、中华民族清除历史耻辱的时代。
当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九五”计划制定，组织了以温家宝同志为组长的党中央“九五”计划建议的文件起草组，我有幸成为起草组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九五”计划建议起草工作。国家“九五”计划纲要的编制工作，也同步进行。
“九五”时期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加快发展。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虽然国际矛盾仍复杂多变、地区冲突不断，但总体上趋向和缓。冷战后， 军事因素下降，经济作用上升，全球化趋势形成，各国都把注意力放在自身发展上。而且，全球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些重大领域不断突破， 国际经济间的依赖和竞争强化。
这种多极化与全球化趋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央认为， 中国虽有严峻挑战，但有良好的战略机遇，“九五”时期应当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党中央的这一判断和决断，为我国“九五”发展设想定下了总基调。
鉴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九五”蓝图确定了四点指导思想，即要处理好“四大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要处理好速度和与效益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两个文明同时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发展的四大科学理念，把转变增长方式、抓好生态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保证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基本要求。
十五大报告起草中的亮点
中国发展观察：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经过探讨达成共识的？
陆百甫：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召开。党的十五大的准备工作，早在1996年秋冬就开始了，组建了报告起草班子。1996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陆百甫同志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组工作。”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组由41位同志组成。起草组从1996年11 月1日开始工作，直至1997年9月18日党的十五大通过，报告稿做了九次大的修改，整个工作历时近11个月。报告起草组成立时，我被分配在综合组，组长是郑必坚同志。
报告起草中，对于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共识。
一是对外开放是继续“扩大” 还是谨慎“收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趋势加速，国际资本的流动性也在加快，跨国投资形成热潮。当时，不少行业由外资独资、合资、参股经营的现象不断涌现，引发了国内部分人士的担忧，有人甚至误认为这是新形式的“资本入侵”。还有人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加工贸易”形式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是“为人家做嫁衣裳”。
为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一争论，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研究探讨。我就接受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批示交办的关于外资进入制造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任务，向国务院提交了研究报告。
在十五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这些“争论”提到了党中央的议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全面分析，再一次鲜明地作出坚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英明决断。在党中央这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引下，起草组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等政策宣示。
二是国有企业要不要引入“优胜劣汰”竞争机制？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大量涌现并显现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还较缓慢，原有包袱又重，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降低，有相当一部分还出现了生产、销售困难，人浮于事、停工待产、发不出工资，并发生一部分社会事件。在这种形势下，是继续推进国企改革，参与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国有不能倒”的保守思路， 继续“维难维稳”？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能不能“破产”、国企职工可不可“下岗”等一系列新现象、新矛盾，出现了不同意见。
党中央经过再三权衡、深入研究，认为“非走改革之路不可”。1997年6月25日，温家宝同志在传达中央常委讨论十五大报告稿有关意见时说，中央认为“优胜劣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 否则国有企业没有希望。他还说，社会上有同志对这一点的气很大，我们要理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当时，我在许多会议上，也多次听到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和朱镕基同志说过“长痛不如短痛”“要闯过这一关”等等的话。起草组根据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专门就这一问题多次进行探讨，加强了关于国企改革思路表述，写上了整整一大段政策意见。明确表述：“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之后，破产法起草工作、职工再就业工程和职业培训工作大力推进，我国国企改革出现新局面。
此外，“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政治体制改革指向，要不要亮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向，虽有某些争议，但总体上说，共识性还比较大。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议就比较大，特别是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个人财产保护”等方面。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第六部分，响亮地宣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进步。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九五”时期，党的十五大召开，确定了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重大决策，为我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制度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担当
中国发展观察：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请回忆一下那次危机爆发的背景和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外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是否动摇过中国走全球化道路的信念？回头看，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有哪些得与失？
陆百甫：1997年7月初，我正参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经常住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大院。7月2、3日，我国还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欢庆之中，突然得到信息：泰国发生挤兑风潮，泰铢连连狂贬，仅有的外汇储备几近枯竭，泰国经济严重动荡，而且这种挤兑势头还在继续恶化。接着，不断传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货币贬值狂潮。危机来势凶猛，外汇出空，货币严重贬值。国际贸易迅猛下降，生产严重受阻。受此影响，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经济也发生动荡，港币受到严重冲击，同样发生挤兑现象。香港长期实行的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有被冲垮的危险，这给刚刚回归祖国才几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由于宏观调控制度比较完善，加上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采取了应急对策，并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有力应对危机，因而冲击还没有造成我国经济出现危机。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与导火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较为复杂的原因，而且内部与外部原因相互关联。从深层次的内因分析，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东亚各国（地区）利用经济全球化来临，采用“外向型经济”导向发展模式， 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9%，最低的也有5%以上。这就是当时国际舆论称之的“亚洲奇迹”，并出现了亚洲“四小龙” （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台湾地区），及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为此，国际资本看好高预期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大量资本流向东亚。1994年，韩、泰、马、菲和印尼五国，国际资本净流入为410 亿美元，而至1996年时，高达930 亿美元。但这些国家为平衡国际收支，大幅度开放资本项目，并且大量使用短期资本项目融资，以填补外贸逆差和资金缺口。按当时资料，1997 年6月底（即危机发生前一个月）， 东亚各国（除中国、日本外）共向国际性银行借贷3700亿美元，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外债分别在300亿—1300亿美元，而且短期外债占三分之二，外资结构严重失调，埋下了严重风险隐患。
但真正引爆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利用放贷权，向泰、马、菲、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强制实施“紧缩政策”。这些国家在IMF的压力下， 被迫采取了紧缩政策，从而导致国内生产过剩，国际资本回报率快速下跌，信誉度严重下滑，使经济预期变差，引发国际资本外流。二是西方金融“炒家”兴风作浪。据资料透露，当时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以泰国为下手目标，进行金融投机炒作，通过买入泰铢又大批抛售的手法，迫使泰铢严重贬值而从中渔利。对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手法， 制造贬值“氛围”引发危机爆发。
其次，中国在危机中显示了大国担当。1997年11月，在“山雨欲来”的严酷国际环境下，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代表中央作了重要报告。会议除了统一思想、统一对策外，还做了“防险”预案准备，并部署了金融改革与金融监控工作。
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在当时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要不要适当贬值的问题引发了争论。国内不少人主张应适当贬值以利出口， 渡过难关。当时香港理工大学陈文鸿教授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专送建议，提出人民币贬值5%，我及时报送给了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温家宝副总理，供中央参考。中央再三权衡后，做出了中国做一定牺牲，不采取贬值措施，以利于亚洲金融危机缓解的明智决策。
为帮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对不测，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密切配合，做了必要准备。包括随时向香港专送外汇防挤兑等。中央政府还明确表态，支持香港联系汇率制不变；对股市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对内资、港资、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这些政策对香港稳定发挥了积极效果。
我当时一方面在玉泉山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一方面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做了东亚金融危机监控研究布置，请党组成员、信息中心主任李克穆同志，组织刘世锦、冯飞、王微、魏加宁、杨建龙等八位博士，组建了一个“金融问题跟踪小组”，24小时监察国际金融动向，每天上、下午出两次简报，向时任主管金融宏观管理的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呈报。
但是，整个东亚经济出现问题，必然对我国开放度已经较高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外贸和外资领域。而且，当时国际舆论、尤其西方国家，施压东亚各国， 并制造了“亚洲价值观落后论”“东亚经济崩溃论”“东亚国家开放政策失败论”等舆论，西方国家“乘人之危”掀起“亚洲崩溃论”声势。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鲁格曼，俨然以西方发达经济体代言人的高傲姿态到处发表演讲和文章，提出所谓“迷思”。根据当时资料，克鲁格曼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他全面否定了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上世纪70 年代以来走的新兴发展道路，武断地提出所谓亚洲发展的“三大致命弊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以此为据纷纷收紧了对东亚国家的金融活动。
中国怎么办？
当年11月，正好在吉隆坡召开东盟和中国的年度对话会议，江泽民主席出席并在会上发表了“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要点主要是三方面：不能否认亚洲价值观的优点和东亚各国开放发展路线的正确性；中国不以邻为壑，尽管外贸出现下滑，但不采取竞争性汇率贬值措施；中国与东亚各国共渡难关，中国决定拿出一部分外汇支援有关国家稳定外汇市场。
“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大大增强了东亚各国克服危机的决心和力量。在这次危机后，东亚各国认清了美、日等一些西方大国的面目，认识到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这为以后20年中国在亚洲外交的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
“九五”计划三大目标及执行情况
中国发展观察：“九五”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什么，遇到哪些严峻挑战，执行情况如何？
陆百甫：“九五”计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启动阶段实施的五年计划。按照新体制改革要求，“九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从计划思路、计划内容、计划方法、计划考核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的理念更新和转变：强化了计划的战略性和指导性以及预期性； 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综合起来统筹谋划；计划的重点放在解决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并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九五”计划发展和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三大方面：
一是“九五”末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根据“三步走”战略目标，我国确定的是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即用20年时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由于我国发展进展状况良好，1995年就达到了GDP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因此“九五”计划就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人均GDP翻两番，实际GDP是要翻两番多一点。
二是基本消除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当时我国贫困人口较多（占7%多），要在五年内消除贫困难度极大，因而提出了“基本”消除目标，当时意愿是降至3%以下。而到2000年实现小康，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目标，由于小康标准提升，以及达标难度较大，因而提出了“总体上” 达到小康的目标要求。
三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秋，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基本构想。实现这一构想的任务很艰巨，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而从作出《决定》至“九五”期末（2000年）只有七年时间，只能完成“有限目标”，即建立“框架”。因而，“九五”计划确定体制改革的综合目标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显然，中央确定的这三大目标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的，也是鼓舞人心和有动员性的。
“九五”计划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作出了重大决策，提出“九五”期间要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逐步加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力度。“九五”还针对东部某些地区提出了特殊政策要求，确定了上海、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安排。
“九五”时期，尽管我国发展遇到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挑战仍是极其严峻的。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有两个，这是“九五” 时期的两次大冲击：一是，国内由于体制转型与结构调整，经济上发生了极其严峻的“阵痛”；二是， 1997年7月初，亚洲金融危机发生， 亚洲及世界经济出现大动荡，严重影响中国发展进程。
由于改革的深化以及市场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发生了质的提升，一些企业，特别是不少国营企业由于转型滞后，技术陈旧，加上我国已逐渐形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大批企业适应不了市场的迅速变化，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并出现停工停产，甚至倒闭、转制等现象。另有部分企业“减员增效”，使社会失业、半失业、待业人员大增，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成为政府经常遇到的“告急”难题。再由于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普遍建立，更增加了处理和维稳的难度。
中国发展观察：1996年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一年。“九五” 的这五年很不平凡。回头看，怎样评价“九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
陆百甫：“九五”计划顺利完成，为中国向21世纪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制度条件。
“九五”计划在挑战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了明显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60793.7亿元，增加至2000年的99214.6亿元，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3%，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6%；财政收入五年合计50774亿元，第一次实现了财政预算收入年平均1万亿元的台阶。而按当年汇率计算，“九五”末，我国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要提出的是，从“九五”开始，我国进入了稳定2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至2000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