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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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海刚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正在打开。

央行9月6日宣布:将于9月16日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再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15日和11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降准,显然是落实决策层所提“逆周期调节”的具体动作。

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以来,“逆周期调节”一词已多次见诸中央层面的重要会议或文件,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密集出现——8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强调,“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六稳”工作时,要求“用好逆周期政策调节工具”;9月5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全国金融形势通报和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再次提到,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逆周期调节”频频亮相,说明决策层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更趋严峻。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6.3%,较去年回落0.3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经济先行指标——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5%,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从世界范围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再次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分别调降至3.2%和3.5%。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外需、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都使得发挥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必要性凸显。正如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要把做好“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说,逆周期调节是当前面对内外部复杂环境的“托底”之策,也是“突围”之举。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两大工具,总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一基本取向仍将延续,但其着力点及发力方式会适时适势调整。例如,今年以来已按照适时预调微调的思路先后三次降准,1月份是全面降准,5月份是定向降准(下调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至农村信用社档次),此次则是“全面降准+定向降准”的组合拳。市场预计,降准落地后,降息也会随之而来,货币环境将进一步宽松。而相比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被给予更多期望,尤其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备受关注。

我们注意到,国务院金稳委的两次重要会议都提及“把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特别是明确要求“金融部门继续做好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相关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今后将更加侧重于配合好财政政策。

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流动性整体而言并非十分紧缺,再考虑到前期“去杠杆”、严控楼市以及当下通胀隐忧浮现等因素,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其实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中国经济来说,逆周期调节这种主要用以应对短期冲击的手段,必须在避免放大泡沫风险的同时,顾及长远的结构性改革目标。

应当看到,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交织叠加,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但是,问题有表里、矛盾有主次,“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作的这个基本判断,不会由于短期压力的增大而改变。因此,稳增长与调结构,或者说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好的一组关系。

实际上,从近期推出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看,也在力图寻求这两者的兼顾与平衡。“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就是一种结构性宽松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尽可能把资金引向实体经济,引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重点薄弱环节。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若干部署,包括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明确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及规模上限、专项债额度向部分项目和地区倾斜等。这些举措旨在杜绝“面子工程”“拍脑门工程”“半拉子工程”,推动专项债更好地发挥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的作用。

总之,强化逆周期调节,不是要走“强刺激”老路,主要还是为了化解来自内外部的即期压力与挑战,熨平过度的周期性波动,防范系统性风险,稳住经济合理增长的底线,从而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转圜空间和良好环境。就长远和根本而言,中国经济的未来仍系于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9月9日,中央深改委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1项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时强调,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预见,改革朝着“集成协同”方向进阶升级,将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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