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历史惊人地相似。2019年以来由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战持续扩大和升级。而在2005年发生的那场中美经贸摩擦热化过程，今天回头看有什么借鉴意义和启示？近日， 《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组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进行了专访。陆百甫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研究工作，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五中全会建议文件起草组成员。1980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历任学术秘书、财金组负责人、宏观部部长、副主任。
“十五”计划的背景和亮点
中国发展观察：“十五”具有“历史性开局”的时代特殊性，如何“开好头”“起好步”？
陆百甫：1.“十五”计划是2001 年至2005年，是人类进入21世纪， 进入新千年时我国首个五年发展计划；也是我国完成了“三步走” 战略目标前两个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的五年计划；更是我国向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在全球化大趋势已经形成的国际大背景下实施的五年计划。这一多项“历史性开局”的时代特殊性，赋予了我国“十五”计划重大的使命。因此， “十五”计划如何“开好头”“起好步”关系重大。这也是党中央关注的首要问题。
2.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信息高速公路”形成，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各国在新世纪、新时代最为重要的竞争元素， 也成为我国从“十五”计划开始， 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命题。如何把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规划好， 就成为“十五”计划的一个重大着力点，这也是党中央关注的又一战略命题。
3.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我国有可能赢得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美国想为所欲为受到时代的各种制约，谋求在综合国力较量中取得优势，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战略发展的基本观念。2001年，我国加入WTO， 打破了过去与西方大国的重要贸易制度障碍，我国对外贸易的潜力将获得极大释放。因而，党中央判断，这是中国发展中难得的“黄金机遇期”，中国应当也有可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4.中国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状态，卖方市场已开始转向买方市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地区结构已明显不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和服务业明显滞后，产品档次不高，部分传统产品出现供过于求；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显现。在东部继续发展的同时，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问题，提到了国家发展的紧迫日程上。在这种新状态下，我国的发展如何应势、应时做出战略性结构调整，成为“十五”计划的主线。
中国发展观察：针对当时客观形势，起草制定“十五”计划经历了哪些细节过程？计划有哪些亮点？
陆百甫：针对“十五”时期客观形势和我国的发展要求，“十五” 计划明确提出“发展是主题”“结构调整是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是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是基本出发点”的发展理念，并提出了“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 两大战略取向。
“十五”主要预期目标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按2000年价格计算， 2005年GDP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GDP达到9400元（人民币）；二是到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13%、51%和36%；三是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4000万人（即共800 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 左右；四是价格总体基本稳定，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
“十五”计划确立的发展亮点：一是狠抓第二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着重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施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战略；二是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并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亮响了“第一生产力”在国家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三是在提升东部沿海“三大区块”发展同时， 鲜明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部崛起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区域发展新取向；四是明确提出了“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和“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迅速迎头赶超全球信息化势头，发出了动员令；五是确立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本对外方针，提出建设“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要求，实施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六是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口、资源、生态建设与保护发展，作为国家长远发展大计，统筹谋划，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施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开局执行情况如何？
陆百甫：“十五”计划完成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目标都提前并大幅度超额完成。
1.国内生产总值（GDP），原计划预期目标是达到12.5万亿元， 年均增长7%左右，而实际执行结果，GDP总值达到18.3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13.3%，实际增长率达9.8%。而且，年度间GDP 增长率非常稳定，2001年至2005年间，分别为8.3%、9.1%、10.0%、10.1%、10.2%。
2.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价格总水平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从执行结果看，财政收入五年累计为11.5万亿元，年均达2.7万多亿元，比“九五”时期年均1万亿元高出1倍还多；贸易顺差年年增长，2005年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价格总水平五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保持着低通胀，真正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超收入” 的理想水平。
3.“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果， 分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大，人民收入水平保持高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3%。“十五”计划还增加了一项重要新指标，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2005年比2000年减少10%。
中国加入WTO新态势
中国发展观察：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请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及影响。
陆百甫：2001年进入“十五”计划时期时，我国不仅遇到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还遇到了两件对我国发展具有突出效应的事态：
一是， 2 0 0 1 年中国加入了WTO，基本摆脱了过去在国际贸易中的隔离性制度障碍，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普惠性贸易待遇，使中国的出口贸易应时而上，出现了超常增长，一下子把中国国内的生产潜力大大释放了出来。
二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美国和西方社会把主要精力几乎全用在了反恐上面，无暇顾及“打击中国”战略实施。而且，为了获得中国对反恐的支持，又更多地表现对中国的和平友好。这样，使中国出现了一个“顺畅的贸易发展期”， 从而使中国经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旺盛阶段。2001年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不仅传统产业再次出现一个新发展态势，而且高新产业也同时获得了长足发展。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40年来，中美两国贸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且伴随着中美建交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扩大。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市场、技术、需求与供给等诸多方面， 都显示出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互补性、互利性。
中美建交以后，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从1979年到2004年的26年间，中美贸易总额从24.5亿美元上升到1696亿美元，增长69倍，充分反映了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性。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又带来了新的机遇，两国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至2005年，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是美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主要贸易伙伴。当时美国对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增加值的16.5%，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美国对外贸易总增幅，特别是对华出口的增幅远远高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同时， 中国品质优良、价格合理的商品进入美国消费市场，使美国得以维持较低通货膨胀率，并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实惠，给美国众多的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带来数百万人就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中美贸易一直是“双赢”的。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虽然处于对美贸易的顺差状态，但并不追求顺差，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贸易许多政策的限制，使中国对美贸易增长仍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美国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每年都要就对华贸易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 （即给予合理关税和市场准入）进行国会讨论和表决，而且其过程常常伴随“抹黑”中国的行为，中国常处于“被动”与“纠结”之中。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原先障碍”消除，按WTO规则可以自由出口，由此，中国大批传统商品出口美国均有大幅度增长，尤其是纺织品、服装、玩具、鞋帽等出口增长率达两位数， 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市场和许多小商品市场几乎为中国商品所占据。由于美国自身竞争优势的缺失，这些领域的美国国内商品，尤其是中低档商品，因竞争不过中国而失去市场。虽然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所欢迎，但的确使美国这些产业受冲击较大，于是，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抵制风”，代表一部分商家与产业工人利益的国会议员纷纷发难，提出抵制中国商品进口，中美贸易关系的地位出现互换，贸易摩擦就此开始，并越演越烈。
新争论：2003年节点的战略取向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在高增长的形势下，国内舆论界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看法。分歧和争论交锋的焦点是什么？
陆百甫：2003年一开局，中国经济就呈现出明显的高景气状况， 出口猛增，投资高涨，市场繁荣， GDP出现两位数增长（10%以上）。与此同时，确也呈现出部分投资品价格上升，供需趋紧状况。当时， 有些同志对中国经济这一轮“新高潮”的到来，缺乏思想准备，有些茫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所谓“恐热”情绪。
全面考察当年的宏观环境，当时中国出现经济新高潮，明显是改革深化的红利释放和适逢其时的国际环境及历史机遇双重因素推动的结果。
一是制度改革红利。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所作的报告，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度推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使中国制度环境明显改善，公有制经济改革加快，非公经济发展迅速，开放型经济建设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不断涌入，中国经济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新动力。
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红利。朱镕基总理任内，国务院机构做了大力度改革，中央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业务部门指挥经济，转为以市场为主导、业务部门为指导的体制。中央政府的9个部级产业管理机构，改革为国家经贸委领导下的国家局，彻底去除了生产经营“指挥权”，成为服务管理型机构。一大批市场化的业务总公司组建，大大激活了国有经济改革与经营活力。
三是加入WTO和国际贸易壁垒消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过去那种“一年一审议”的贸易障碍自然消除。加之在全球化形势下， 中国价廉物美日用品的出口，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出口贸易出现了两位数高增长态势。外需的强力拉动，为中国经济增添了一个强劲新动能，每年圣诞节前三四个月，中国的出口订单就像雪片飞来， 常常应接不暇。
四是美欧反恐政治需要，对华意识形态压力减弱。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国际政治环境剧变，美国为联华、联俄反恐，降低了意识形态摩擦的压力。同时， 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反恐和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上，无暇更多顾及贸易利益。因此，那几年中国出口美欧贸易比较顺畅，中国处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环境都比较良好的状态之中。在这种良好环境下，中国抓住这种难得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发挥自己独特优势，经济连连发生突破性增长。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并非“盲目扩张”。但是， 国内外一部分人并没意识到中国这一机遇的来之不易，只看到当时中国发展中的某些不平衡性，误判为中国又走上了盲目扩张老路，因而喊出了“经济过热”“可能发生硬着陆”的警示意见。
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温家宝同志任总理， 黄菊、曾培炎、回良玉、吴仪同志任副总理。当年4月9日，国务院新领导班子刚组建不久，立即召开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听取专家意见。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又出现了盲目发展，从而造成了“经济过热”，应当立即调整和收缩，实施所谓“软着陆” 政策。而另一方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新发展是一种“应时发展”， 是合理的“应势而上”，是抓住机遇，贯彻十五大精神的合理抉择；当时国际市场显著拓展，国内消费明显提升，国内、国外两大市场的容量大大提增，是我国大发展好时机，不能错过，不要“轻言过热”，尤其是领导层和有影响力的学者，“劲可鼓而不可泄”；在战略上，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占领制高点”的思想，不要拘泥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夺取“制高点”后再来收拾某些残局，应接受1997年经济急刹车，出现需求不足、年底匆匆追加、准备不足的教训，等等。
这些争论还反映到了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党中央经过深思，认为中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正确的。中央没有采纳“经济过热”的观点。而我当时是后一种观点的主要建议人。
国务院专家座谈会上对发展战略取向的这一争论，不知怎么传到了社会上。经济界许多同志纷纷表示看法，北大肖灼基教授表示，现在的确不要“轻言过热”。北大厉以宁教授还表示，中国怕“冷”， “冷”难治，“热”还好办。之后，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引领下， 这场争论很快平息，中国避免了一次“失机”和战略“失误”。接着，在国务院的全面规划下，中国经济又开始迈上新台阶。就在这四五年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从当时居全球第七位，一年上一位，先超意大利，接着连超法国、英国、德国，至2010年，超过了已稳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20多年的日本， 跃升为全球第二位。
这一争论的平息，为我国经济发展熨平了“心理皱纹”，并使我国连续十几年一直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
2005年中美经贸摩擦及应对的启示
中国发展观察：请您介绍一下2005年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经过。当时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基于什么考虑？对如今的中美贸易战有什么借鉴意义？
陆百甫：在中国加入WTO最初两三年，由于美国发生了“9·11” 事件，反恐成为美国政治的第一任务，同时也顾及中国对反恐的支持，因此没有使经济问题形成“中美对抗”状态。2004年，特别是2 0 0 5 年起， 美国反恐有了“ 成效”，腾出精力就开始了对中国的“贸易抵制”。当时最具对抗性的案例是，美国参议员舒默等人提出正式议案，要求对中国纺织品等实施惩罚性高关税政策，并提出征收高达27.5%的关税。美国政府也通过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办公室等机构，对中国全面施压，并举起所谓“反倾销”“特别301条款”等大棒，企图“打一场贸易战”。一时间中美贸易摩擦达“白热化”程度。特别严重的是，美国还企图拉动欧盟，以“实施共同贸易制裁” 来抵制中国商品。欧盟各国的政府与舆论界也纷纷造势施压中国。中国对外贸易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国际贸易形势的确比较严峻。
最大的争论是中美贸易差额。美方统计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按美方公布数据，2004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314.2亿美元，同比增长2%， 其中，中方出口美国为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29%；中国自美国进口为347.2亿美元，同比增长22.4%， 美方计算逆差为1619.8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美贸易总额1696.2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中国出口美国1249.5 亿美元，同比增长35.1%；中国从美国进口446.8亿美元，增长31.9%， 中方顺差仅为802.7亿美元。
中国海关统计与美国统计之间的中美贸易顺差相差达50%（实差817.1亿美元）。
从中国海关统计分析，中美间贸易进出口增幅是比较均衡的，中方发现，美方统计中，把相当一部分并非中国大陆出口的转口贸易，包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甚至我国香港等转口的中国商品，也计算在中美贸易额中，从而使中国出口美国贸易额，多计算约717.5亿美元。
从当时的中美贸易额绝对数看，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与对美国出口额的确存在较大差距，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政策”造成的。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明显只有三大项： 波音飞机（民用）、美国棉花、美国大豆。中国正处在发展中，十分需要技术类商品，但美国因“冷战思维”影响，出口商品限制目录很宽， 造成严重的“中美贸易梗阻”。
全国人大组织高级代表团访美进行沟通与对话。中美经济摩擦白热化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关注和重视，认为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在加入WTO后，世界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认真应对，并指示要缓解这种摩擦，减少冲突，进行必要的沟通性商议对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指出，利用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之间已有的“中美议会交流” 机制渠道，先行沟通，打开美国国会大门，在对话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找到共同利益，并解决部分摩擦，使中美经济关系走上更健康轨道，防止其动不动就搞制裁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务院也主动与美国行政部门磋商，进行具体商讨。
在中央统一谋划下，全国人大立即着手组建以时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同志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考虑到当时美国关注的问题较多，此次沟通与对话议题比较广泛，包括对刚刚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及两岸关系、新疆与西藏问题、国防与军费问题，尤其是经济与贸易等， 许多当时的敏感问题，因此，代表团专门遴选五位各有专长的委员为团员，各自负责分工方面的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团的筹建筹划工作，早在2005年3月就已开始。在3月全国两会期间，因为我当时是全国人大广东团代表，姜恩柱同志打电话找我，希望我参加访美代表团，我表示同意。但由于当时我已参加当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组，必须报中央批准才能出国出访。姜恩柱同志表示，只要你同意，向中央请示由全国人大来办。而后得到了中央批准，我就成为这次访美团的成员， 暂时在起草组请假一段时间。
2005年4—5月间，全国人大访美代表团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访前准备，我们广泛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汇报，拟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答意见和预案，有针对性地重点准备了关于台海关系、国防经费、民族、人权以及纺织品贸易与贸易逆差问题等。我负责的经济贸易问题是重头戏，内容广泛，准备了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纺织品贸易、中美贸易逆差、中国金融改革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外资在华国民待遇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问题，准备的资料有两三万字。
全国人大“中美议会交流团” 一行共21人，2005年6月1日从北京出发，至6月23日回到北京，历时23天。在美期间，代表团共进行了45场活动，会见了当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副总统切尼，与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议长史蒂文斯和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德，以及一部分重要议员进行了多次直接对话、交流与专题讨论。还广泛与经济、商务、企业界等进行了对话交流，做了大量的“解疑释惑”工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洛杉矶、凤凰城、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以及威斯康星州Milwaukee市等地。
在这次中美议会交流安排活动日程时，原先并没有“总统会见” 日程，是将要出发前不久，美国总统办公室了解到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活动后，主动提出安排会见的。这充分反映了美方对中国这一访问团的重视和美方的关切。会见安排在6月7日上午9时10分，代表团成员与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周文重及政务参赞苏格等八人，于上午8 时40分左右到达白宫正门，并进行了身份识别系统验证。由于吕聪敏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在验证时出现了故障，耽误了约十分钟时间，我们9时过一点才通过总统办公大楼北门步入“罗斯福厅”。我们刚坐定，布什总统一行，包括代参议长史蒂文斯、井上健副议长及白宫发言人麦克马克等就从会议室东门走了进来，并与中方人员一一握手致意。
盛华仁副委员长向布什总统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致意后，谈了中美关系、台海问题、经济贸易、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国际反恐等等问题。
小布什总统一直静静地听着， 有时还频频点头。在讲到台海问题时，包括讲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国家分裂法”，小布什总统友善地插话说：美国已经注意到最近两岸关系状况，美国乐见中国国共两党对话。
亲历2005中美经贸问题谈判对话
中国发展观察：当年，您亲身经历的这场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对话，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陆百甫：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对话，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 美方认为过去美方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加入WTO 后享受“普惠”贸易待遇，对美不利，美国“吃亏”了。中方提出， 美中经济互补性大，处理好双边贸易合作互补关系，对中美改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中方强调，中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美国在高中端， 中国在中低端，这是国别特点，合作互补有利双方。当时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三大商品：波音飞机、棉花和大豆，但中国需要美国高技术产品，而美国禁止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造成了美国的“出口障碍”；而中国生产大量的纺织品、服装等中低端产品，价廉物美，有市场竞争力，并受美国民众欢迎，也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而且中国要以大量的消费品去换取美国产品，如中国要出口8 亿条牛仔裤，才能换回一架波音客机，中国的贸易地位并不有利，因此，关键是美国要开放“禁华”技术，从政治上打开这种阻梗。
二是，美方认为中国加入WTO 后，对美进行“纺织品倾销”，损害了美国利益，要实施制裁。中方提出，中国出口美国纺织品近年增长较快，一方面是由于加入WTO 后限制障碍消除，这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且是发达国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作出重大让步基础上获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与美国“不认账”以及拖延要求发达国家分四个阶段逐步取消配额的做法，迟迟将70%—90%配额措施保留至2004年，使2005年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时，美方人为地压低了出口基数有关；再有，按“原产地”原则贸易统计方法，将一部分并非中国直接出口，而由另外国家与地区转口贸易额，也加总计算在中国出口额内，人为地扩大了中国对美出口数量。
与此相联系，如果美国对华限制纺织品进口，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150万吨棉花就会受阻。我发言时表示，如果美国不听中国善意劝阻，一定要实施制裁，那么中国只好停止进口美国棉花， 转用当前世界棉花市场上较受欢迎的埃及、印度及中亚棉花。当我讲到这一点时，美方南卡州女议员立即表示：中国停进美棉， 会影响我州100万人就业，万万不行。我说：大豆与豆油进口也一样，再如果没有纺织品出口，中国还无法进口美国波音飞机、美国汽车等。这次对话，第一次把美国舆论压住了。
三是，美国认为中美贸易美国逆差过大，是中国过度出口造成的，要限制中国出口。中方提出，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需要共同努力解决。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确实出现了中国顺差、美国逆差不断有所扩大的问题。对此，中国一直比较重视，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派“采购团”去美国集中采购活动等。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有复杂的情况，要综合处置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1.改革贸易统计方法。按原产地原则，美方将转口贸易和在中国的美、日、韩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计算在中国对美出口项下。据统计， 2001年至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重上升4.68%，但同期美国对日、韩、中国台湾等地逆差比重下降7.06%，正是产业全球化发展中生产转移的缘故。
2.改变美国对华歧视性出口政策，减少甚至取消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当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计算机等产品很少，从美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是大豆、棉花和飞机。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好了， 中美贸易平衡持久可待。
3. 美自身产业结构需要再调整、再提升。美国制造业的收缩和部分技术简单、劳动密集的产品转移国外，新的接续产业并没有跟上，使美国需求与供给失衡。
四是，美方对中国市场盗仿美国产品技术反应非常强烈，提出严重损害美国企业利益，拟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中方表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同样是受害者。盗版侵权，对中国发展同样不利，中国已经并正在采取强有力措施，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今后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执法工作等等。
五是，美方认为中国金融还不够市场化，尤其对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表示关切，并希望中方放开汇率管理和投资自由。中方表示，中国金融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在深化，中国金融体制已经实行以中央银行调控、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1994年起已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汇率形成机制，由此前的“双轨制”变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单一汇率制度。并表示中国还将进一步采取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及更大范围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并向国际化前进。
在代表团回国后一周，从2005 年7月1日开始，中国放大了汇率浮动幅度，开启了人民币升值及尔后双向浮动的机制。
与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对话同时，中国国务院也加紧与美方沟通， 邀请美国当任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商议中美经济贸易问题，
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经常的交流形势，并正式确定2005年秋举行中美政府间经济问题战略对话及建立长期中美经济对话机制。
经过努力，中美双方了解程度提高， 分歧问题的对峙性减弱。在即将结束访美回国前，我们了解到，美国参议员舒默主动提出，将他向国会提交的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延期表决”。据我了解，之后“舒默法案”再没提交表决。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