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或消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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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耀武

70年时光如水,奔流不息,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生活从吃不饱穿不暖、居无住所,到衣食无忧,不知道吃啥穿啥好,住电梯洋房,百姓满满的幸福感。时代潮流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巨浪, 裹挟和淘汰了旧的物事,包括旧有的思想观念等。那些远去或消失的记忆,深刻着时光的印痕,记录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

洋火

我的家乡湖北省南漳县是著名的古山寨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近千座古山寨。这些古山寨都是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而修建的。对于战乱,我的祖母亲身经历,且有切肤之痛。

父亲生于1945年。父亲本来还有个比他早两年出生的哥哥,如果父亲的这个哥哥还健在的话,我应该叫他伯伯。只是很可惜,我和父亲都只是从祖母口中得知这个“伯伯”存在过,父亲没见过他,我更别说。

说起这个“伯伯”,每一次祖母都是泪水涟涟。1943年夏,“洋鬼子”的铁蹄突袭家乡,祖母抱着出生刚3个月的“伯伯”,和乡亲们一起急急忙忙往山寨上去躲。可是来不及了,“洋鬼子”的大队人马已出现在村口,村长忙组织大家躲进一个较为隐蔽的洞口。正在这紧要时刻,突然“哇”的一声,祖母怀里的“伯伯”哭了出来,祖母吓得忙一把紧紧捂住了“伯伯”的嘴。鬼子在村里捣腾了一阵,一无所获,扬长而去。大家轻松了一口气,待祖母拿开捂在“伯伯”嘴上的手,“伯伯”满脸青紫,已无声息。

“伯伯”的离去给年轻的祖母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好在后来,她又有了父亲、姑姑等几个孩子,稍稍抹去了一些伤痛。

我是祖母的长孙,祖母对我疼爱有加。我很小的时候,听祖母说话,她的话中最多的是爱带个“洋”字,比如“小鬼子”,她叫“洋鬼子”;火柴,她叫“洋火”;煤油,她叫“洋油”,还有铁钉叫“洋钉”,肥皂叫“洋胰子”等等。有一次,我问祖母,为什么您说啥都爱带个“洋”呢?祖母笑着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飘洋过海来的,包括那“洋鬼子”都是打海上来的,所以当然要叫“洋” 啦。

祖母吝啬,对“洋”东西看得特别金贵,每次烧火做饭时,她先抓一把干松毛,再划一根“洋火” 把松毛燃着,再去燃柴禾。要是偶有不小心,一根“洋火”没点燃松毛,还得再划一根,祖母就会连声啧啧,叹息惋惜好一阵儿。

祖母对“洋油”看得更紧。家乡的山上多松树,富含油脂的松节是照明的好材料,家里夜间一般都是以松节为灯,只有来了客人, 祖母才会取出“洋油”壶,灌少许在自制的简易煤油灯里点上一会儿。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的榨油坊从木梓树上的木梓里榨油,这种木梓油放入灯捻形似蜡烛,比松节方便,油烟也要少,许多家庭都用它照明,祖母更是爱不释手,生产队分的木梓油不多,她当宝贝似的收藏着。过去农村的厨房都是烧柴禾,也没个通风条件,烟熏火燎的,加之照明也是油烟很重的植物燃料,导致祖母晚年的时候视力非常不好。

1985年,家乡开始架设电线, 当时的高压线路要从我家的山林经过,要砍掉一批树,那时候还没有经济补偿这一说法,父亲不同意。祖母后来听说了此事,当我从县城读书放假回家时,祖母就问我电是干啥的,是不是和别人说的点燃了比“洋油灯”还亮,有了电就不需要“洋油灯”了。我忙点头说“是”,还给祖母解释说,不仅不需要“洋油灯”,连“洋火”都不要,一拉开关就着。祖母听完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要真用上了电,她这一辈子都值了。又说,咋这么好的事情你爹还拦着呢,不行,得找他算账去。

1990年,祖母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祖母走时,家乡已通电好几年了,用祖母的话说,她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总算开了眼,见到了“西洋景”。祖母走后,“洋火”“洋油”这些带“洋”的词语再也听不到了,仅存在了我对她的怀念和回忆中。

票证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 对票证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上世纪90年代,如果哪家想装空调,也得凭票,空调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家庭就能装得上的。

我对布票的记忆尤为深刻。我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冻脚, 特别是脚后跟,冻破后溃烂得脓兮兮的,目不忍睹。冻脚的原因是没袜子穿,不仅没袜子,连棉鞋也没有,大冬天脚上还穿着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单布鞋,这双鞋从春穿到夏,再到秋,还没入冬,脚后跟的鞋底早磨烂了,鞋帮母亲缝了根窄窄的布带,走路时鞋不会掉下来,加之没袜子,整个脚后跟裸露着,入冬不几天脚就冻了。没鞋子穿主要是母亲没有布做鞋,买布要布票,还要钱,一年到头家里很难扯回来几尺布料,所以母亲特别珍惜,哪怕是一块小布头都要收好, 小布头用浆糊一块块粘在木门板上,晒干后可以用来做鞋。至于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记忆中一直到我上高中之前, 许多年我都只有两身衣服,一身单一身棉,单衣从春穿到入冬,一件空棉袄从入冬后穿到第二年返春。两身衣服单的是土黄色,棉的灰色,这也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较为固定的几种衣服颜色。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要开学了,还没有书包, 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她一气之下把她自己一件衣服的两只袖子剪了,给我缝了个书包。那件衣服成了短袖,一直到入冬,母亲都还穿着在地里干活。

那个年代,家里基本没有衣橱,顶多是一口放衣物的木箱, 邻里之间借衣服也是常事。我的二姨夫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是个“公家人”。二姨夫有一件洗得白白净净的的确良衬衣,还有一条蓝涤纶裤子。村里刘婶的儿子近30岁了还没对象,有媒人帮着介绍了个姑娘,刘婶的儿子要去上门相亲。刘婶不好意思开口, 托我母亲想借我二姨夫的那身行头,母亲和二姨夫一说,二姨夫一口就答应了。把衣服给我母亲之前,二姨夫用一个装满开水的搪瓷缸,把衣服来来回回熨烫了好几遍,那是那个没有电熨斗年代,“ 时髦” 青年二姨夫的独门秘笈。这套衣服果然给刘婶带来了好运,她儿子的亲一次就相成了。据二姨夫说,他这身衣服还帮好几个年青人都相成了亲。到现在,刘婶的儿媳妇一说起这个来,还嗔怪说,当初是刘婶和母亲合计着用身衣服把她骗来的。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在衣食住行上最先体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穿西服。那时候的西服,布料、款式都很一般,有些西服时间一久皱巴巴的,但大家都还乐意穿在身上。品牌西服挺阔、洋气,但价格贵,还不容易买到,要是能穿上一套品牌西服,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进入新世纪,衣着更新的速度尤其快,款式更具时代特征, 颜色也绚丽多彩。蝙蝠衫、牛仔裤、一步裙,及至吊带衫、乞丐装…… 各种新的款式, 新的潮流,一波接一波,一潮赶一潮, 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年轻人赶时髦购新款,连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我和妻,也身不由己投身到“换装”潮中,衣橱里的衣服越来越多,而我们又从来都是舍不得随意舍弃,看到新款又抑制不住购买欲,家里的数个衣橱满满当当。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橱, 每次穿衣,我和妻都犯起了“选择困难症”:不知穿哪件好。

票证时代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底子薄,工业基础落后, 物质匮乏,为保障供需平衡而采取的一种特别办法,当国家经济发展,市场商品丰富后,曾经“风光无限”的票证成为退出历史舞台之必然。

婚恋

我小时候, 村子里有个段叔,段叔的儿子让我记忆深刻。他的儿子是个畸形, 吃饭要人喂,不能走路,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据父亲说,段叔和段婶是近亲结婚,段婶的母亲是段叔的姑姑,他们是嫡亲的表兄妹。那个年代有个说法,亲上加亲。结果段叔的头胎儿子一生下来畸形, 还没满月就夭折了。那个年代完全不懂这些婚恋及生育知识,后来段婶又生了二胎,这孩子活下来了,却成了他们一生的重负。段叔段婶成了近亲不能结婚的活生生的教材。

那时候,家乡人们的婚恋也大多是“近”亲,这个“近”亲非血缘关系上的“近”,乃是地域上的“近”。血缘关系上的“近”,经过科普及实例,大多人们已深知其危害,但地域上的“近”,人们往往是身不由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那个年代较为标配的婚恋模式。受条件所限,父母和媒人们为家中子女选择婚恋对象的范围基本局限于本乡本土,近不出乡, 远不过县。1 9 8 2 年, 从福建来了一支在老家建石拱桥的队伍。队伍在村子里住了一年多, 豆蔻年华的小姑相中了其中一个小伙,两人谈起了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了祖母的强烈反对,祖母反对的理由是福建太远,小姑要是嫁过去,万一在那边受了欺负什么的,娘家这边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天隔地远,也帮不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姑娘不远嫁是当时的传统,姑娘远嫁意味着这姑娘在地方上名声差,嫁不出去,全家都会被人瞧不起。小姑在祖母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中,这段自主的恋情无疾而终。

男子不入赘也是那时的传统, 入赘就是做上门女婿,也叫“倒插门”。男人入赘一般是家庭条件差,或者弟兄多,娶不上媳妇。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嫁”到女方是独女,或者有几姐妹却没有兄弟这样的家庭去。入赘在当时也是受歧视的。

那时候相亲和结婚一般都有许多附加条件,看家境好不好,比如家里有没有“三转一响”;看家庭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红”;再次就是看对方的长相人品。所以要成就一桩婚姻,说难,有时候倾全家所有也不定能成;说易,有时候一句话一件衣服也能成,就比如我前文说的刘婶,一件的确良衬衣就“相”来了一个儿媳妇。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婚恋观的变革。人口的流动迁徙扩大了人们视野,现在的年轻人,交友和择偶都不再受地域之限,更加自主和自由。过去那些旧观念,不仅年轻人,如父辈那样的老人也都摈弃和转变。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我们那条老街上,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小车,有本地小伙带着外地媳妇回来的,有外地女婿携着本地姑娘回来的。一条小街,汇聚着普通话、四川话、江浙话、粤语等多种语言,如朵朵绽放的时代浪花。

70年变迁,可写可记的事太多太多了,不是一篇小文能叙之。仅撷取一二,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点滴的变化可映衬出祖国70年的强盛和伟大。

作者系湖北黄石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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