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耀武
70年时光如水，奔流不息，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生活从吃不饱穿不暖、居无住所，到衣食无忧，不知道吃啥穿啥好，住电梯洋房，百姓满满的幸福感。时代潮流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巨浪， 裹挟和淘汰了旧的物事，包括旧有的思想观念等。那些远去或消失的记忆，深刻着时光的印痕，记录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
洋火
我的家乡湖北省南漳县是著名的古山寨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近千座古山寨。这些古山寨都是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而修建的。对于战乱，我的祖母亲身经历，且有切肤之痛。
父亲生于1945年。父亲本来还有个比他早两年出生的哥哥，如果父亲的这个哥哥还健在的话，我应该叫他伯伯。只是很可惜，我和父亲都只是从祖母口中得知这个“伯伯”存在过，父亲没见过他，我更别说。
说起这个“伯伯”，每一次祖母都是泪水涟涟。1943年夏，“洋鬼子”的铁蹄突袭家乡，祖母抱着出生刚3个月的“伯伯”，和乡亲们一起急急忙忙往山寨上去躲。可是来不及了，“洋鬼子”的大队人马已出现在村口，村长忙组织大家躲进一个较为隐蔽的洞口。正在这紧要时刻，突然“哇”的一声，祖母怀里的“伯伯”哭了出来，祖母吓得忙一把紧紧捂住了“伯伯”的嘴。鬼子在村里捣腾了一阵，一无所获，扬长而去。大家轻松了一口气，待祖母拿开捂在“伯伯”嘴上的手，“伯伯”满脸青紫，已无声息。
“伯伯”的离去给年轻的祖母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好在后来，她又有了父亲、姑姑等几个孩子，稍稍抹去了一些伤痛。
我是祖母的长孙，祖母对我疼爱有加。我很小的时候，听祖母说话，她的话中最多的是爱带个“洋”字，比如“小鬼子”，她叫“洋鬼子”；火柴，她叫“洋火”；煤油，她叫“洋油”，还有铁钉叫“洋钉”，肥皂叫“洋胰子”等等。有一次，我问祖母，为什么您说啥都爱带个“洋”呢？祖母笑着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飘洋过海来的，包括那“洋鬼子”都是打海上来的，所以当然要叫“洋” 啦。
祖母吝啬，对“洋”东西看得特别金贵，每次烧火做饭时，她先抓一把干松毛，再划一根“洋火” 把松毛燃着，再去燃柴禾。要是偶有不小心，一根“洋火”没点燃松毛，还得再划一根，祖母就会连声啧啧，叹息惋惜好一阵儿。
祖母对“洋油”看得更紧。家乡的山上多松树，富含油脂的松节是照明的好材料，家里夜间一般都是以松节为灯，只有来了客人， 祖母才会取出“洋油”壶，灌少许在自制的简易煤油灯里点上一会儿。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的榨油坊从木梓树上的木梓里榨油，这种木梓油放入灯捻形似蜡烛，比松节方便，油烟也要少，许多家庭都用它照明，祖母更是爱不释手，生产队分的木梓油不多，她当宝贝似的收藏着。过去农村的厨房都是烧柴禾，也没个通风条件，烟熏火燎的，加之照明也是油烟很重的植物燃料，导致祖母晚年的时候视力非常不好。
1985年，家乡开始架设电线， 当时的高压线路要从我家的山林经过，要砍掉一批树，那时候还没有经济补偿这一说法，父亲不同意。祖母后来听说了此事，当我从县城读书放假回家时，祖母就问我电是干啥的，是不是和别人说的点燃了比“洋油灯”还亮，有了电就不需要“洋油灯”了。我忙点头说“是”，还给祖母解释说，不仅不需要“洋油灯”，连“洋火”都不要，一拉开关就着。祖母听完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要真用上了电，她这一辈子都值了。又说，咋这么好的事情你爹还拦着呢，不行，得找他算账去。
1990年，祖母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祖母走时，家乡已通电好几年了，用祖母的话说，她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总算开了眼，见到了“西洋景”。祖母走后，“洋火”“洋油”这些带“洋”的词语再也听不到了，仅存在了我对她的怀念和回忆中。
票证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 对票证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上世纪90年代，如果哪家想装空调，也得凭票，空调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家庭就能装得上的。
我对布票的记忆尤为深刻。我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冻脚， 特别是脚后跟，冻破后溃烂得脓兮兮的，目不忍睹。冻脚的原因是没袜子穿，不仅没袜子，连棉鞋也没有，大冬天脚上还穿着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单布鞋，这双鞋从春穿到夏，再到秋，还没入冬，脚后跟的鞋底早磨烂了，鞋帮母亲缝了根窄窄的布带，走路时鞋不会掉下来，加之没袜子，整个脚后跟裸露着，入冬不几天脚就冻了。没鞋子穿主要是母亲没有布做鞋，买布要布票，还要钱，一年到头家里很难扯回来几尺布料，所以母亲特别珍惜，哪怕是一块小布头都要收好， 小布头用浆糊一块块粘在木门板上，晒干后可以用来做鞋。至于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记忆中一直到我上高中之前， 许多年我都只有两身衣服，一身单一身棉，单衣从春穿到入冬，一件空棉袄从入冬后穿到第二年返春。两身衣服单的是土黄色，棉的灰色，这也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较为固定的几种衣服颜色。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要开学了，还没有书包， 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她一气之下把她自己一件衣服的两只袖子剪了，给我缝了个书包。那件衣服成了短袖，一直到入冬，母亲都还穿着在地里干活。
那个年代，家里基本没有衣橱，顶多是一口放衣物的木箱， 邻里之间借衣服也是常事。我的二姨夫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是个“公家人”。二姨夫有一件洗得白白净净的的确良衬衣，还有一条蓝涤纶裤子。村里刘婶的儿子近30岁了还没对象，有媒人帮着介绍了个姑娘，刘婶的儿子要去上门相亲。刘婶不好意思开口， 托我母亲想借我二姨夫的那身行头，母亲和二姨夫一说，二姨夫一口就答应了。把衣服给我母亲之前，二姨夫用一个装满开水的搪瓷缸，把衣服来来回回熨烫了好几遍，那是那个没有电熨斗年代，“ 时髦” 青年二姨夫的独门秘笈。这套衣服果然给刘婶带来了好运，她儿子的亲一次就相成了。据二姨夫说，他这身衣服还帮好几个年青人都相成了亲。到现在，刘婶的儿媳妇一说起这个来，还嗔怪说，当初是刘婶和母亲合计着用身衣服把她骗来的。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在衣食住行上最先体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穿西服。那时候的西服，布料、款式都很一般，有些西服时间一久皱巴巴的，但大家都还乐意穿在身上。品牌西服挺阔、洋气，但价格贵，还不容易买到，要是能穿上一套品牌西服，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进入新世纪，衣着更新的速度尤其快，款式更具时代特征， 颜色也绚丽多彩。蝙蝠衫、牛仔裤、一步裙，及至吊带衫、乞丐装…… 各种新的款式， 新的潮流，一波接一波，一潮赶一潮， 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年轻人赶时髦购新款，连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我和妻，也身不由己投身到“换装”潮中，衣橱里的衣服越来越多，而我们又从来都是舍不得随意舍弃，看到新款又抑制不住购买欲，家里的数个衣橱满满当当。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橱， 每次穿衣，我和妻都犯起了“选择困难症”：不知穿哪件好。
票证时代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底子薄，工业基础落后， 物质匮乏，为保障供需平衡而采取的一种特别办法，当国家经济发展，市场商品丰富后，曾经“风光无限”的票证成为退出历史舞台之必然。
婚恋
我小时候， 村子里有个段叔，段叔的儿子让我记忆深刻。他的儿子是个畸形， 吃饭要人喂，不能走路，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据父亲说，段叔和段婶是近亲结婚，段婶的母亲是段叔的姑姑，他们是嫡亲的表兄妹。那个年代有个说法，亲上加亲。结果段叔的头胎儿子一生下来畸形， 还没满月就夭折了。那个年代完全不懂这些婚恋及生育知识，后来段婶又生了二胎，这孩子活下来了，却成了他们一生的重负。段叔段婶成了近亲不能结婚的活生生的教材。
那时候，家乡人们的婚恋也大多是“近”亲，这个“近”亲非血缘关系上的“近”，乃是地域上的“近”。血缘关系上的“近”，经过科普及实例，大多人们已深知其危害，但地域上的“近”，人们往往是身不由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那个年代较为标配的婚恋模式。受条件所限，父母和媒人们为家中子女选择婚恋对象的范围基本局限于本乡本土，近不出乡， 远不过县。1 9 8 2 年， 从福建来了一支在老家建石拱桥的队伍。队伍在村子里住了一年多， 豆蔻年华的小姑相中了其中一个小伙，两人谈起了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了祖母的强烈反对，祖母反对的理由是福建太远，小姑要是嫁过去，万一在那边受了欺负什么的，娘家这边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天隔地远，也帮不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姑娘不远嫁是当时的传统，姑娘远嫁意味着这姑娘在地方上名声差，嫁不出去，全家都会被人瞧不起。小姑在祖母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中，这段自主的恋情无疾而终。
男子不入赘也是那时的传统， 入赘就是做上门女婿，也叫“倒插门”。男人入赘一般是家庭条件差，或者弟兄多，娶不上媳妇。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嫁”到女方是独女，或者有几姐妹却没有兄弟这样的家庭去。入赘在当时也是受歧视的。
那时候相亲和结婚一般都有许多附加条件，看家境好不好，比如家里有没有“三转一响”；看家庭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红”；再次就是看对方的长相人品。所以要成就一桩婚姻，说难，有时候倾全家所有也不定能成；说易，有时候一句话一件衣服也能成，就比如我前文说的刘婶，一件的确良衬衣就“相”来了一个儿媳妇。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婚恋观的变革。人口的流动迁徙扩大了人们视野，现在的年轻人，交友和择偶都不再受地域之限，更加自主和自由。过去那些旧观念，不仅年轻人，如父辈那样的老人也都摈弃和转变。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我们那条老街上，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小车，有本地小伙带着外地媳妇回来的，有外地女婿携着本地姑娘回来的。一条小街，汇聚着普通话、四川话、江浙话、粤语等多种语言，如朵朵绽放的时代浪花。
70年变迁，可写可记的事太多太多了，不是一篇小文能叙之。仅撷取一二，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点滴的变化可映衬出祖国70年的强盛和伟大。
作者系湖北黄石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