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的用人之道

0



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位雄才与大略兼具的帝王,在西汉末年乱局之中,他起于布衣,“无尺土之柄”,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统一。更为难得的是,随后又实现了王朝中兴。从“得天下”到“治天下”,刘秀采取的正确用人之道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选贤任能

曹植在东汉末年曾作《汉二祖优劣论》,对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两位开国之君进行综合比较,其中涉及用人方面。曹植认为,刘邦创业时手下人才济济,“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但到刘秀创业时,“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人才成为刘秀的一项短板,无论人才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刘邦时代,所谓“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于良、平”。曹植的原意是,刘邦创业有众多一流人才辅佐,而刘秀缺乏这样的条件,“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 胜决于庙堂”,仰仗刘秀个人突出的才能,最后才取得了成功。

曹植观点的偏颇之处易见,刘秀的成功显然不是仰仗于一人,在刘秀的身边同样有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如《后汉书》所说“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这些人才,以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 其中的邓禹、吴汉、岑彭、冯异、耿弇、贾复、寇恂、朱祐等都有突出才干,另有伏波将军马援,因女儿为皇后,避嫌未列云台,也是著名历史人物。刘秀把这么多俊才聚拢至麾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才能,在选贤任能方面,也是成功的。

首先,用人不问出处,善于从新人中发现人才。耿弇的父亲耿况与王莽一族有旧交,所任上谷郡太守一职也是王莽任命的。耿弇因不满王莽,投奔了刘秀,刘秀没有因为耿弇的出身而对他区别对待或有所防范,而让耿弇担任门下吏,这一职务可随时接触到刘秀。耿弇趁机向刘秀提出一些建议,令刘秀刮目相看。耿弇当时只有20多岁,刘秀夸赞:“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刘秀对耿弇“数召见加恩慰”,耿弇则迅速成长,成为东汉建国的“建威大将军”,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第4位。

其次,广泛招揽各类人才, 量才适用。刘秀夺取天下,主要依赖的是一帮追随自己的武将,但刘秀没有因此轻视文士的作用,他认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在任用功臣武将的同时,刘秀广泛“进文吏”,对那些“忠厚之臣”“循良之吏”都真诚地予以接纳,根据他们的优长和意愿安排职务。史书说“士多归之”。在招贤纳士方面,刘秀一向如饥似渴,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即便没有主动来投,刘秀也千方百计打听寻找, 上门邀请,以诚意打动对方,让他们出来效力。严光是刘秀的同学, 但无意做官,刘秀称帝后,严光隐姓埋名,隐居于富春江畔。刘秀念旧思贤,命人画出严光像,在全国范围查访,最终找到严光,并与其出行同车、入则同席,推心置腹交谈,许以谏议大夫之职。类似这样的求贤故事还有很多,在求才时, 刘秀没有天子的威严,表现得十分谦卑、诚恳,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才出来为国效力。

再次,完善选才制度,规范人才选拔。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制为主,也就是相关官员和地方推举人才,推举的主要科目是孝廉和茂才,前者偏重品德、声望,自汉武帝以后便是察举的常科,定期推举;后者偏重才能,并非常科,为不定期推举。建武十二年(36年) 刘秀颁布诏令,命“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同时“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自此茂才改为每年推举一次,与举孝廉一样定期推举,提升了茂才的地位,使更多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有了晋身机会。刘秀对察举制还做了另一项改革,为察举对象“授试以职”,也就是给这些“后备干部”们先授予一项其它职务,在实践工作中考察其是否合格,从制度上将那些徒有虚名的人摒弃于为国选才之外。

怀柔天下

在用人方面,刘秀还以妥善处理了开国功臣问题而为后人称道。对于功臣,东汉初年没有出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情况,刘秀对功臣“优以宽科,完其封禄”,众多功臣被封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一方面优厚封赏,与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形成反差;另一方面也解除了大多数功臣的实权, 功臣们自觉地“修整闺门,教养子孙”,避免居功自傲者影响和干扰治国治政。刘秀大封功臣,内部并非无反对意见,有人上言:“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回答:“古者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刘秀的做法被称为“柔道”,事实证明, 这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

对待属下,刘秀以用人不疑著称。刘秀破铜马军,封其渠帅为列侯,然“降者犹不自安”。刘秀知道他们的顾虑,为表示对这些降者的信任,刘秀“敕令各归营勒兵, 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其胆识与胸怀令降将们彻底信服。冯异是刘秀特别信任和依赖的人之一,不仅足智多谋,还能“御吏士”,刘秀命其经营关中。冯异镇守关中, “威权至重,百姓归心”,百姓称其为“咸阳王”。有人就此提醒刘秀,对冯异须有所防范,以防拥兵自重。冯异自己也觉不安,上书表明心迹,并请求调离。刘秀安慰冯异:“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这让冯异大为感动,打消了内心顾虑,对刘秀更加忠心,做事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刘秀对下属“信笃任专”,下属对刘秀“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后汉书》就此评价:“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对待下属,刘秀还以谦逊、肯纳言著称。刘秀起兵之初,身边有仆人在军市上犯了法,时任军市令的祭遵依法处置,把这个仆人打死了。一开始刘秀也有点儿生气,觉得处置过重,下令把祭遵抓了起来,主簿陈副劝道:“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刘秀听完,恍然大悟,不仅没有处罚祭遵, 还发挥他严于执纪、刚正不阿的特点,让其担任刺奸将军,负责整顿军队纪律,刘秀还特别对诸将说: “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还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 深夜方返城。负责守卫洛阳城东北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命人点亮火把,说皇帝回来了,但郅恽回答“火明辽远”,意思是离得太远,看不清。刘秀无奈,只得转至其它城门入城。事后,刘秀并未打算责罚郅恽,但郅恽却上疏对刘秀予以批评,刘秀诚恳接纳,“赐布百匹”,同时将放自己入城的东中门守备官员贬职。像这样发生在刘秀身上闻过即改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宴会,大司空宋弘发现宫室内新添的屏风上画的全是漂亮仕女, 而刘秀“数顾视之”,宋弘于是正言相谏:“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当面作这样的批评,搁在一般人估计都会感到下不了台,何况帝王?但刘秀欣然接受批评,命人马上把屏风撤去,还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宋弘回答:“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容错之道

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大量书信,其中有许多是自己手下一些人暗中写给对手袁绍表示效忠的。写信的人高度紧张,以为曹操要因此治他们的罪,哪知曹操看都没看,下令将这些信件一把火烧了,众人才松了口气,并为曹操的博大心胸所折服。与这个故事类似,发生在刘秀身上也有一件事:击败王郎后,刘秀也缴获了许多部下写给王郎的信,除效忠外,还有不乏诽谤自己的内容,写信者心怀忧惧,刘秀都下令将这些信都付之一炬,此举“令反侧子自安”,也给了那些做错了事的部下们一个改过立功的机会。上面两个故事,虽以曹操“烧信”知名度最高,但刘秀“烧信”在前,有人怀疑曹操大概正是看过刘秀故事之后才加以效仿的。

有些人初期投身于刘秀的敌对阵营,难免做过一些对刘秀不利的事,后来他们投降了刘秀,刘秀对这些人不仅既往不咎,还给予特别关照,让他们打消顾虑,尽快融入新阵营。王常初事更始帝,任廷尉、大将军,更始帝失败后王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 刘秀“见常甚欢”,拜王常为左曹,并封山桑侯。刘秀还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对大家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此举打消了包括王常在内的一批“旧臣”内心的顾虑,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新的事业中来。

更始帝刘玄杀害了刘秀的哥哥刘演,这件事的背后主谋是朱鲔。刘秀后来率军攻打朱鲔镇守的洛阳,岑彭与朱鲔有旧交,刘秀让岑彭劝降,但朱鲔深知自己对刘秀有杀兄之仇,心里充满顾虑。岑彭返回,向刘秀汇报了情况,刘秀说: “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岑彭立即回到朱鲔那里,将刘秀的话如实转告, 朱鲔终于下决心投降。朱鲔“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刘秀见到朱鲔,赶紧“解其缚”,对他予以安慰,随后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信任有加。

明末王夫之评价:“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在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中,刘秀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不仅是“定鼎帝王”,还是“中兴之君”,同时拥有这两项殊荣,在所有封建帝王中虽说不是唯一,但也实属罕见。刘秀不仅能拨乱反正,结束西汉末年的乱局,建立新的统一王朝,对历史做出重大贡献,而且还是一位综合素质十分全面和出色的帝王,具体到用人方面,他的许多做法都为后人所称道。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