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位雄才与大略兼具的帝王，在西汉末年乱局之中，他起于布衣，“无尺土之柄”，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统一。更为难得的是，随后又实现了王朝中兴。从“得天下”到“治天下”，刘秀采取的正确用人之道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选贤任能
曹植在东汉末年曾作《汉二祖优劣论》，对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两位开国之君进行综合比较，其中涉及用人方面。曹植认为，刘邦创业时手下人才济济，“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但到刘秀创业时，“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人才成为刘秀的一项短板，无论人才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刘邦时代，所谓“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于良、平”。曹植的原意是，刘邦创业有众多一流人才辅佐，而刘秀缺乏这样的条件，“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 胜决于庙堂”，仰仗刘秀个人突出的才能，最后才取得了成功。
曹植观点的偏颇之处易见，刘秀的成功显然不是仰仗于一人，在刘秀的身边同样有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如《后汉书》所说“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这些人才，以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 其中的邓禹、吴汉、岑彭、冯异、耿弇、贾复、寇恂、朱祐等都有突出才干，另有伏波将军马援，因女儿为皇后，避嫌未列云台，也是著名历史人物。刘秀把这么多俊才聚拢至麾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才能，在选贤任能方面，也是成功的。
首先，用人不问出处，善于从新人中发现人才。耿弇的父亲耿况与王莽一族有旧交，所任上谷郡太守一职也是王莽任命的。耿弇因不满王莽，投奔了刘秀，刘秀没有因为耿弇的出身而对他区别对待或有所防范，而让耿弇担任门下吏，这一职务可随时接触到刘秀。耿弇趁机向刘秀提出一些建议，令刘秀刮目相看。耿弇当时只有20多岁，刘秀夸赞：“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刘秀对耿弇“数召见加恩慰”，耿弇则迅速成长，成为东汉建国的“建威大将军”，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第4位。
其次，广泛招揽各类人才， 量才适用。刘秀夺取天下，主要依赖的是一帮追随自己的武将，但刘秀没有因此轻视文士的作用，他认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在任用功臣武将的同时，刘秀广泛“进文吏”，对那些“忠厚之臣”“循良之吏”都真诚地予以接纳，根据他们的优长和意愿安排职务。史书说“士多归之”。在招贤纳士方面，刘秀一向如饥似渴，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即便没有主动来投，刘秀也千方百计打听寻找， 上门邀请，以诚意打动对方，让他们出来效力。严光是刘秀的同学， 但无意做官，刘秀称帝后，严光隐姓埋名，隐居于富春江畔。刘秀念旧思贤，命人画出严光像，在全国范围查访，最终找到严光，并与其出行同车、入则同席，推心置腹交谈，许以谏议大夫之职。类似这样的求贤故事还有很多，在求才时， 刘秀没有天子的威严，表现得十分谦卑、诚恳，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才出来为国效力。
再次，完善选才制度，规范人才选拔。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制为主，也就是相关官员和地方推举人才，推举的主要科目是孝廉和茂才，前者偏重品德、声望，自汉武帝以后便是察举的常科，定期推举；后者偏重才能，并非常科，为不定期推举。建武十二年（36年） 刘秀颁布诏令，命“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同时“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自此茂才改为每年推举一次，与举孝廉一样定期推举，提升了茂才的地位，使更多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有了晋身机会。刘秀对察举制还做了另一项改革，为察举对象“授试以职”，也就是给这些“后备干部”们先授予一项其它职务，在实践工作中考察其是否合格，从制度上将那些徒有虚名的人摒弃于为国选才之外。
怀柔天下
在用人方面，刘秀还以妥善处理了开国功臣问题而为后人称道。对于功臣，东汉初年没有出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情况，刘秀对功臣“优以宽科，完其封禄”，众多功臣被封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一方面优厚封赏，与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形成反差；另一方面也解除了大多数功臣的实权， 功臣们自觉地“修整闺门，教养子孙”，避免居功自傲者影响和干扰治国治政。刘秀大封功臣，内部并非无反对意见，有人上言：“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回答：“古者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刘秀的做法被称为“柔道”，事实证明， 这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
对待属下，刘秀以用人不疑著称。刘秀破铜马军，封其渠帅为列侯，然“降者犹不自安”。刘秀知道他们的顾虑，为表示对这些降者的信任，刘秀“敕令各归营勒兵， 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其胆识与胸怀令降将们彻底信服。冯异是刘秀特别信任和依赖的人之一，不仅足智多谋，还能“御吏士”，刘秀命其经营关中。冯异镇守关中， “威权至重，百姓归心”，百姓称其为“咸阳王”。有人就此提醒刘秀，对冯异须有所防范，以防拥兵自重。冯异自己也觉不安，上书表明心迹，并请求调离。刘秀安慰冯异：“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这让冯异大为感动，打消了内心顾虑，对刘秀更加忠心，做事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刘秀对下属“信笃任专”，下属对刘秀“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后汉书》就此评价:“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对待下属，刘秀还以谦逊、肯纳言著称。刘秀起兵之初，身边有仆人在军市上犯了法，时任军市令的祭遵依法处置，把这个仆人打死了。一开始刘秀也有点儿生气，觉得处置过重，下令把祭遵抓了起来，主簿陈副劝道：“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刘秀听完，恍然大悟，不仅没有处罚祭遵， 还发挥他严于执纪、刚正不阿的特点，让其担任刺奸将军，负责整顿军队纪律，刘秀还特别对诸将说： “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还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 深夜方返城。负责守卫洛阳城东北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命人点亮火把，说皇帝回来了，但郅恽回答“火明辽远”，意思是离得太远，看不清。刘秀无奈，只得转至其它城门入城。事后，刘秀并未打算责罚郅恽，但郅恽却上疏对刘秀予以批评，刘秀诚恳接纳，“赐布百匹”，同时将放自己入城的东中门守备官员贬职。像这样发生在刘秀身上闻过即改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宴会，大司空宋弘发现宫室内新添的屏风上画的全是漂亮仕女， 而刘秀“数顾视之”，宋弘于是正言相谏：“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当面作这样的批评，搁在一般人估计都会感到下不了台，何况帝王？但刘秀欣然接受批评，命人马上把屏风撤去，还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宋弘回答：“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容错之道
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大量书信，其中有许多是自己手下一些人暗中写给对手袁绍表示效忠的。写信的人高度紧张，以为曹操要因此治他们的罪，哪知曹操看都没看，下令将这些信件一把火烧了，众人才松了口气，并为曹操的博大心胸所折服。与这个故事类似，发生在刘秀身上也有一件事：击败王郎后，刘秀也缴获了许多部下写给王郎的信，除效忠外，还有不乏诽谤自己的内容，写信者心怀忧惧，刘秀都下令将这些信都付之一炬，此举“令反侧子自安”，也给了那些做错了事的部下们一个改过立功的机会。上面两个故事，虽以曹操“烧信”知名度最高，但刘秀“烧信”在前，有人怀疑曹操大概正是看过刘秀故事之后才加以效仿的。
有些人初期投身于刘秀的敌对阵营，难免做过一些对刘秀不利的事，后来他们投降了刘秀，刘秀对这些人不仅既往不咎，还给予特别关照，让他们打消顾虑，尽快融入新阵营。王常初事更始帝，任廷尉、大将军，更始帝失败后王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 刘秀“见常甚欢”，拜王常为左曹，并封山桑侯。刘秀还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对大家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此举打消了包括王常在内的一批“旧臣”内心的顾虑，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新的事业中来。
更始帝刘玄杀害了刘秀的哥哥刘演，这件事的背后主谋是朱鲔。刘秀后来率军攻打朱鲔镇守的洛阳，岑彭与朱鲔有旧交，刘秀让岑彭劝降，但朱鲔深知自己对刘秀有杀兄之仇，心里充满顾虑。岑彭返回，向刘秀汇报了情况，刘秀说： “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岑彭立即回到朱鲔那里，将刘秀的话如实转告， 朱鲔终于下决心投降。朱鲔“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刘秀见到朱鲔，赶紧“解其缚”，对他予以安慰，随后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信任有加。
明末王夫之评价：“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在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中，刘秀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不仅是“定鼎帝王”，还是“中兴之君”，同时拥有这两项殊荣，在所有封建帝王中虽说不是唯一，但也实属罕见。刘秀不仅能拨乱反正，结束西汉末年的乱局，建立新的统一王朝，对历史做出重大贡献，而且还是一位综合素质十分全面和出色的帝王，具体到用人方面，他的许多做法都为后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