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北京的九月，天高气爽、日丽风和。近千名来自中外政商学各界的精英，再次相聚在钓鱼台国宾馆。
9月6—7日，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自去年起在秋季增设专题研讨会以来，连续第二年举办。“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反映出世界格局处于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也契合了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出席会议的重要嘉宾包括中国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美国商务部前部长、财政部前副部长、前副国务卿等外国政要，中外各大智库机构、高等院校的知名学者， 以及中外知名企业负责人等。
此次研讨会为期一天半，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外，共举办了5 场全体会、15场分组会和3场闭门会，此外还有早餐会、午餐会及晚宴等环节。百余位中外嘉宾围绕全球经济增长展望、加速开放的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前景、金融服务业开放、技术创新与合作等议题发表观点并展开交流。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共谋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据统计，1970年至2017 年，全球贸易额相当于世界GDP 的比例由26.7%提升至56.2%，全球GDP总量从不足20万亿美元升至80万亿美元，人均GDP从5185 美元升至10634美元。经济全球化有力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形成了更加合理的产业链。
“当今世界，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地区、群体之间的繁荣与衰落对比鲜明，‘资本’和‘国界’的矛盾凸显，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逆全球化’的风潮乍起，正在冲击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在开幕式演讲中如是说。
基辛格协会副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世界经济秩序存在很多脆弱性。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没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以应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和脆弱性。第三，各国央行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难以保持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各个国家都以自身利益为重，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势必无法很好地应对全球危机。
“经济全球化尽管有缺憾， 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只能降低国民福祉，削弱改善收入分配的财富基础。”马建堂表示，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关起门来以邻为壑，解决不了问题。世界各国应当携手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调整国内政策，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推动合理分配，实现平衡发展，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全国政协人口与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在致辞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只会不断深化。今天的中国，早已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海，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自由贸易原则、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即便遭遇了个别国家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态度也仍然是坚定的。各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加强对话、协商、交流、互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演讲中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将秉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坚决反对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积极参与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积极参与国际经贸组织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四方面挑战：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和供应链受到冲击；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进一步积累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市场避险情绪；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缩小。他强调，要推动全球化重返正常轨道，世界各国都要适应新趋势，自我调适并协调彼此利益，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公正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如此才能携手应对挑战，共享机遇和繁荣。
“金砖国家的经济前景为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丝新希望。”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表示，金砖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为43%，未来五年其贡献将超过50%。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挑战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砖国家经济总体稳健， 在改革与合作中应对世界的风险和挑战。比如，巴西的养老金改革、印度的税收改革、南非的电力改革等。相信未来，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已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多位中外代表在研讨会上表示，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共谋稳定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
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仍在持续加快。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取得的。”马建堂表示，过去40年，中国坚定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仅发展了自己，也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并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一条共同繁荣之路。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亦对稳定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首破30万亿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2018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看来，可以用“全面开放、制度性开放、自主开放”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现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所谓“全面开放”，即构建一个“走出去”和“引进来”互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结合、贸易和投资并重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所谓“制度性开放”，即在新一轮开放中，更加注重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比如，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模式。最初，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有190条，而现在最新版的负面清单只有37条，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所谓“自主开放”， 即我国自主降低了进口关税水平， 自主开放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新领域，创造性地举行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与此同时，我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也积极参与WTO的改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断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不断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完善。
“当然，中国的这种自主开放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平等互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 隆国强说。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前7个月，在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实际利用外资均实现了正增长。
宁吉喆表示，下一步，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务实合作。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进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为推动世界各国的互惠互利、共建共享，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以来，中国通过全方位推进同“一带一路”各参与国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繁荣与进步。
目前，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合作各方一道分享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红利和成果。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累计投资290亿美元，入区企业近4000家，上缴东道国税收超过2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
今后，“一带一路”如何继续行稳致远？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认为，一要高质量，二要可持续。所谓高质量，就是要坚持开放、绿色、清廉；要共商、共建、共享；要定位好和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是引导、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所谓可持续，一是要实现债务可持续，注重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问题；同时，相关投资不仅是中国资本参与，更要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参与，从而减少风险、提高效率。二是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绿色发展；此外， 选择项目要坚持民生导向。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宪功认为，下一步“一带一路”的投资重心应由“一路” 向“一带”转移。推动“一带”建设，一是要着力做好高质量的项目策划，从合作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物尽其用，围绕适应当地资源和发展的产业进行布局。二是要关注产业的可持续性，做好产业需求和市场研判，在前期与合作方多商量。三是策划项目要以绿色环保为根本，不仅要关注当地百姓的腰包，更要考虑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引导产业绿色发展。
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成为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规划纲要》目标是到2022 年，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在与会嘉宾看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正在为新时期中国开放发展铸就新引擎。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按照《规划纲要》的核心思路，粤港澳大湾区将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协同发展。“极点”指的是，深圳香港为一极、广州佛山为一极、珠海澳门为一极；“轴带”指的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辐射周边、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从广深港澳走廊辐射周边，协同发展。
对比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吴思康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核心是发挥其开放的区位优势，将其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学创新中心。他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交通应发挥出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目前大湾区已经对交通布局进行了重新谋划。近来备受关注的黄茅海跨海通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正式通过评审，计划于2024年建成通车。该通道东连港珠澳大桥，西接广东省西部沿海高速通道，建成通车后，不仅江门与珠海及港澳之间的车程将进一步缩短，还将有效改善整个区域的资源和要素分布。”
永利（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志玲认为，与世界三大知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融汇了多元的文化背景，而且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为服务创新、错位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她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应该以精致服务为核心，以高质量有创意的规划和建设为方向，在文化创意、旅游服务业的创新和人才培训方面发展成为全球制高点，吸引全球服务业人才来大湾区生活创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得起惊涛骇浪、狂风骤雨，不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经济始终展示出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宁吉喆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没有停顿也不会停顿，中国市场空间将更加广阔。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在遵守和维护全球经贸规则公平合理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对话沟通增进互信 努力将中美关系引向合作性竞争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而颇受各界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在持续一年半的贸易摩擦中，走向越发扑朔迷离。本次专题研讨会为此安排了五个相关场次展开深度讨论， 其中一场还邀请了四位当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后代——尼尔·布什、马克·布热津斯基、王波明、章百家同台对话，回忆历史、展望未来。在这些讨论中，来自中美两国的多位嘉宾表达了对贸易摩擦的担忧，乐观与悲观情绪交织。但大家的一致看法是，中美之间应当加强互信，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才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向好，有利于全球经济未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已经削弱了全球经济前景，如果两国达不成协议，到2021 年和2022年，两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平均下降0.2-0.3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3.2%，贸易增长几乎减半，仅为2.1%。这将是2016 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最低纪录。
马建堂强调，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损害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企业、消费者利益，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繁荣、稳定。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
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联席董事长、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在演讲中提到，中美经济脱钩是不现实的，他呼吁中美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采取积极措施重新恢复双边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并携手其他国家一同改革和重振WTO，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中美应从过去40年的交往中吸取经验，为中美关系改善、世界贸易开放作出贡献。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建议， 中美需尽快利用G20框架化解冲突，在三个领域重启协调。首先是汇率政策。协调全球汇率政策是2016年3月在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中美双方共同推动下为防止竞争性汇率贬值而形成的政策共识，会议同时指定IMF作为全球汇率协调的中心机构。但今年8月5日，美国带头破坏G20的共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秩序，也违背了美国制定的三条影响汇率的标准。其次是数字经济税收协调。此前美国和法国在向科技巨头征税问题上一度陷入对立，但8 月26日，法国和美国突然达成协议，同意在OECD框架下解决数字税争端。在数字经济征税问题上， OECD实际是经过G20授权，就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问题制定政策。中美可借助G20框架协调数字经济的国际税收政策。最后是在IMF“防火墙”上加深合作。此前在G20框架下，IMF达成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防火墙”，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是现在这个机制如何维持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认为，中美之间不是敌对关系，确切地说是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关系会有两种走向：一是走向对抗性竞争，一是走向合作性竞争。就目前来看，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中美双方还都愿意谈、都愿意解决问题，说明还存在合作的可能，我们应一起努力将中美关系引向合作性竞争。这其中势必会有斗争、有发展、有合作、有矛盾， 这都是正常的。但一定不要强调“斗”的概念。面对美方的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出尔反尔，我们确实要反击。但反击要把握好分寸， 要始终坚持我们的初心。反击是为了将其逼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对方斗倒斗垮。
“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是一个朋友、认为美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双方贸易关系中受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两个国家都会是非常伟大的国家。”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主席尼尔·布什说，尽管中美双方存在很多差异，但是两国能够携起手来一起去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以及脱贫等挑战，中美之间的合作可以使其他国家也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经济繁荣。
在重塑中美关系方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强调，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达成了共建“稳定、协调、合作”关系的目标。如果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应能实现某种“竞合”（coopetition）态势，即保持必要的互利合作，管控好不可避免的良性竞争。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傅莹表示，挑战在于能否让彼此信服，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 构建合作共赢、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提倡平等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大智慧，也符合世界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也应该是中美关系理性的发展方向。”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中美两国是通过对抗和博弈增进相互了解的，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同时，需要中美双方始终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以及打破常规的勇气。如此才能消除恐惧，建立互信。
应对挑战，最首要的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推进自身开放发展的最大动力，多位中方代表在此次研讨会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许多事情又不完全是“自己的事”，中国与他国、与世界的交集是常态，出现摩擦和矛盾在所难免。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是对话沟通，增进互信。
推动国际创新合作 壮大数字经济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以知识、技术、人才等为核心的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本次专题研讨会为此设置了四个相关场次，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多位嘉宾就此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发言时表示，国际创新合作体系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国家之间创新成果能够通过商业化等多种形式互相分享，国与国之间的科技体系（技术标准）在互相竞争的前提下也能互相兼容，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这种状态面临脱钩的挑战。
樊纲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仍存在着巨大的科技鸿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个时候需要思考国际创新合作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能够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求，促使科技鸿沟逐步缩小。这种缩小不是让发达国家放慢速度停下来，而是要促使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发展，特别是在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科研体系等方面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建议，在世界范围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创新合作体系，使他们能够得益于创新合作，得益于全球化为全人类带来的各种红利。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杰夫·里特纳与樊纲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宽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步伐越来越快。过去20年，我们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这得益于技术，也得益于创新，未来应当更多地聚焦技术创新，开发出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来帮助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个别国家。
谈及全球化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认为，过去这些年，技术发展对全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驱动作用，而经济全球化又反过来为科技的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未来应当继续秉承开放、合作、创新的理念，而不是关起门来。另外，政府层面也要大力鼓励和推动科技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交流，逐渐凝聚共识。
当今全球正处于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时期，数字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共享繁荣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人工智能是工具，也承载着新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进入新范式。”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主席廖天舒认为，拥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价值，有三方面非常重要：投资优势的领域，打造真正的学习能力，以及创造非常灵活的组织。他表示，人工智能时代会带来很大改变，科技、算法、数据非常重要，但这只是一部分。改变最大的瓶颈往往来源于组织领导力和人员的重塑。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益肇指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几个主要原则：一是公平。由于机器学习使用的数据可能有所偏差，人工智能存在判断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所以确定公平很重要。二是可靠与安全，做“可解释的人工智能”，让用户能够理解人工智能做出的判断是可靠和安全的。三是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的保障。四是包容，让尽量广泛的人群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福利。五是透明，让用户可以了解人工智能做出判断的过程。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看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路径。“我们发展的逻辑前提是‘四化’同步，我们没有走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我国互联网因而收割了工业化和数字化两波红利。当前，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正在大量复制到东南亚、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我们已成功地将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 陈煜波表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宽带中国提速降费。今后可以将此经验推广到更多新兴市场。
移动产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每年都是数量级的增长。目前整个移动产业对于全球GDP的贡献是4.8万亿美元。全球移动通讯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斯寒介绍，在未来的15年，5G对于全球的经济贡献将会达到2.2万亿美元。“5G跟每一个行业、跟整个数字化经济的转型和升级都是息息相关的。”她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不仅是产业自身应该去做优化，政府从政策层面也应给予更多扶持和支持，包括网络建设和投资等；第二，如何在全球化框架下，创新管理机制和监管机制，是需要各国包括跨产业的不同政府监管部门共同思考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平指出，数字经济是在一系列新技术驱动下出现的新形态。数字经济需要有不同于现有金融体系的另外一套新的金融体系，来为其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服务。数字经济需要有数字金融，数字金融离不开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的血液。“数字货币的来临，是对现有国家和国际货币体系极大的挑战。规则、标准、应用规定以及国际协调到底往哪儿走，都会影响数字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