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与祖国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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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平

我深知,世间无限丹青手,难绘华夏一缕春;但一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却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新中国,70载沧海桑田,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小家也从贫苦逐渐走向富足。

父爱的“天平” 

1979年爷爷退休,父亲接班到国营酒厂当工人。父亲早出晚归,少有闲暇与家人相处。我跟父亲的关系近于淡漠,甚至有时候想来,我觉得父亲是不爱我的。他每次回家,我都会躲起来,不愿见他。父亲酒厂酿的酒,原本畅销,但是职工没有主人翁意识,加之人浮于事,因此运营成本太高,职工的工资实在太低。父亲用他每月60多元微薄的工资,让我度过了无忧的童年。

20世纪90年代,家乡兴起南下打工潮,父亲的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与南下打工仔相比相形见绌,早已不能满足一家人最基本的用度。昔日父亲工人身份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于是便在工作之余,天天喝酒,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便是母亲无数次在床前无微不致照顾醉酒的父亲。于是我更加坚信:父亲真的谁也不爱,他只爱他自己。

199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少有没有喝酒,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酒厂解散了,我下岗了。”父亲木讷且固执,下岗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我知道虽说每月工资不高,但对他而言仍有他的一点尊严。母亲安慰父亲说:“只要我们有一双手在, 一样能够生活下去。” 

国家买断工龄补偿他的8000元钱,当年是笔巨款。父亲想将下岗得到的钱,拿去交自己的养老保险,这也算是父亲未来生活的保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母亲患病,我又要上大学,我不知道父亲的矛盾和煎熬,最终母亲将父亲买断工龄的钱主要用于我的学业。

只是,其后的十多年间,父亲不止一次提起那“硬砸”的8000元下岗费。

也许是因为我身为女孩,囿于成见,我认为父亲并不待见我。2005 年,父亲接受了尿道结石手术,取出来两颗拇指大小已然发黑的结石。如此巨大的结石,父亲居然隐忍了数十年,其间痛苦不言而喻,我想也许父亲还是爱我的,花费3000元左右治好,全是我们自筹的费用。

其后,父亲身体相继检查出糖尿病、甲亢、乙肝、高血压。由于糖尿病容易引起其他并发症,重在调养,即是坊间戏称的“富贵病”。后来又加入每天两次的人工胰岛素注射,医疗费用迅速攀升。幸好,我们的工资也次第上涨,即使自筹费用, 也不必捉襟见肘了。

雪中送炭的是,国家出台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我们自然为父亲办理了。这也在更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经济压力。

这之后的十年间,我们就陪同父亲辗转于各大医院。住院——出院——住院,然后周而复始,父亲却像小孩子一样依赖我。随着胰岛素剂量的加大,父亲各种并发症相继加重,器官功能衰竭。父亲在病重时候, 家里人他大多不认识了,看到我,他却能清楚地喊出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是真的真的很爱我的。

2017年那个惨淡的秋天,六旬父亲溘然长逝。

静下来想,我想父亲当年对于买断工龄8000元的天平早已偏向于我,只是他缄口不言罢了。

母亲撑起的“小家” 

有道是:父爱如山。父亲那座山,与我隔着层层迷雾,我竟没有太多体验。母亲,是一位伟大而坚强的农村妇女。勤劳朴实,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用夸耀,因为这种品质,仿佛与生俱来。

1999年,真的是祸不单行,父亲下岗,母亲被查出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晚期。一般人,可能就此崩溃, 母亲一直很坚强,因为膝下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母亲将自己患病的消息隐瞒了下来,她怕影响马上要参加高考的我,家人四处凑钱,把能借的亲戚都借了个遍,但是钱还是不够。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泸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看到我们的家庭情况, 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大部分医疗费用。古语云:“德不近圣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孙院长亲自为我母亲动手术。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同病房的陌生病友也为母亲祈祷,手术很成功,母亲终究从“鬼门关”闯了出来。

为了尽快出院,母亲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灌肠时,母亲一下喝了20多瓶白开水,忍受了常人不能忍的苦痛,二十多天后,母亲出院了,虽然身体还是很虚弱,她仍然笃定地相信,我考学一定会有出息。

虽然父亲对我的学业不太上心,毕竟母亲刚刚出院,身体很虚弱,更多的时间是躺在床上,所以他对母亲供我读书的决定也没有违拗, 我得以继续求学。

母亲拖着病体强撑着喂猪、养鸡、养鸭,供我上学。母亲常说: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有一双手,我们家就不会垮。”她用勤劳的双手,坚强的毅力战胜了贫穷和病魔,几十年如一日地操持着我们的小家,母亲还鼓励一家人勤劳致富, 2006年我们家还盖起了两层小楼,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母亲常常念叨:“现在的政策太好了,得病再也不怕了,我们农村不仅有医疗保险,国家每个月还给我们发100多的养老保险。”65岁的母亲心态良好,按她自己的话说,这样的好社会,要争取多活些年头。她还有一个心结,让我回泸州一定去找当年那个亲自为她主刀的孙院长表示感谢。

我的求学“路” 

在审核我们乡镇的金秋助学名单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高考。那些苦痛,并没有往事如烟。

我老家的农村比较偏远,记得,我丈夫还没有跟我结婚的时候, 去过四次,第五次依然迷路了。

村民顽固地迷信,读书无用, 女孩更甚。

我没有苛责他们的鼠目寸光, 毕竟送孩子读书,收获期太过遥远, 好像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这种短视的思维方式,小村庄当然沿袭下来。至于重男轻女的现象,没有根除过。

我考上高中,父亲让母亲把录取通知书藏起来,怕我看到要闹。母爱不愿意就此让我放弃学业。她告诉父亲,我已经考上高中,如果不送我读书,怕将来我会怪他们。

母亲坚持送我读书,尽管艰难, 她却没有放弃。应届高考,母亲却住院治疗癌症了,我落榜了。接下来的出路,父亲已经为我规划好了,就在镇上的丝绸厂,当一名普通“丝妹儿”了,因为那是与我同龄的好多女孩的工作场所。

我不愿意自己的人生,就如同缫丝车间线轴,从这端,一眼就可以看到尽头。不认命也罢,可是,补习,毕竟要花钱的。我到泸县一中, 悲天悯人的周老师收留了我,并且免除我所有的资料费等。

可是,每个月的生活费? 

新近结束大手术的母亲,在家喂了一些鸡鸭,就靠卖这些小家禽以备我的生活费。我每周五吃一顿荤菜, 下午常常头晕。鸡鸭的生长速度太慢了,数月后,就被卖完,甚至最后一担高粱,都全部充作我的生活费了。

距离高考前一个月,我回家。家徒四壁,果然没有任何可以换钱的东西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踽踽独行。穷,真的太可怕了。偶然看到理发店收售长发,我没有犹豫地走进去。

一握尺长秀发,换得八十元钱,我攥着高考前最后的生活费,泪珠滚滚而下。

后来我如愿考上大学了,毕业后从教师成长为一名组工干部。想到读书那时,下午的头晕症,已经不治而愈。我明白,彼时,我根本就没病,就是饥饿致营养不良而已。

后记

我准备读高中的时候,村人嘲笑我,考不上。结果,我考上了。

我准备读大学的时候,邻居说我母亲,卖房子都供不起。然而,借钱、贷款,我毕业了。

我打算考公务员,同事说,你来自异乡,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考不上。我依然相信社会的公平正义。今天,我走上领导岗位。

也许,我们的大中国,发展到今天,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 建设人口基数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的。

如同《银河补习班》里,马皓文对马飞说:“儿子,对不起,我也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所以,我坚信:祖国会好的, 将来,我们——大家都好了。

作者系四川仁寿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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