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伪造、变造货币不仅扰乱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生活，也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所以历代均视其为严重犯罪行为。在反假币斗争中，中国古代推出了许多有效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统一标准
反假币的前提是有“真货币” 作参照。“真货币”即法定货币， 也就是依靠政府法令使其成为合法流通的货币。中国古代被公认的最早法定货币是齐刀，产生于春秋时期。齐刀上铸有“齐法化”“齐建邦长法化”等字样，“法化”即法定推行的标准之意。齐刀的形制于是固定下来，为尖首、弧背、凹刃，末端还有圆环。
秦朝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统一货币是大一统重要内容之一。《汉书·食货志》记载：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又曰半两，重如其文。”自此，“秦半两”成为天下流通的主要法定货币，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不仅规定了统一形制和重量，《秦律》还规定，只有官府才拥有铸币权，任何私铸都是犯罪行为。
西汉建国后，一度允许各郡国和民间铸造货币，但私铸货币所引发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标准失去权威，“劣币”驱逐“良币”，引起市场混乱。所以到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朝廷重新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颁布了“铸钱弃市律”。为消除之前私铸时期形成的货币乱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朝廷下诏由钟官、辨铜、均输等“上林三官” 铸造五铢钱，称“上林三官钱”或“上林五铢”，以紫铜为原料，制作精细，重量统一，钱币上的文字严谨规矩，与假币放在一起很容易辨识。投入流通后，“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隋唐以后，货币的标准化更加严格统一，如唐代“开元通宝”， 其标准为：“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还有唐高宗李治乾封年间所铸的“乾封泉宝”，其标准为：“径寸，重二铢六分，一以当旧钱之十。”大小、重量均严格统一，假币想蒙混过关就不能“缺斤少两”，这让盗铸无利可图。从秦朝至晚清，方形圆孔铜钱是流通最广泛的法定货币，不同朝代和时期对铜钱的铸造标准会有一些改动，如重量、文字、材质要求等，但各时期所颁布的标准都是明确的，均由朝廷统一制定，是辨识货币真伪的权威依据。
控制原料
早在汉代，已有不少人提出通过垄断铸币原料来打击货币盗铸现象。贾谊在《新书·铜布》中认为“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他提出“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 为此建议朝廷“上收铜，勿令布下”。到汉武帝时，在推出“三官五铢”的同时，朝廷实施了对铜材的垄断，不仅垄断新出产的铜，还曾下令将包括各种“杂钱”在内的民间所拥有的铜都集中起来运往长安，熔炼后用来铸造新钱。
其后，朝廷对铸币原料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两汉交替时的王莽执政期间不仅禁铜，而且连用炼铜的炭都禁，《汉书·王莽传》载：“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铸造铜钱所用的其实并非全部是铜，人们发现，在铜里掺入一定比例的铅和锡可增加钱币硬度， 使钱币更加耐磨损，相当于增加了钱币的使用年限，为此，铅、锡等也进入国家所控制原料的行列，如隋文帝开皇五年（585）诏令：“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到了唐朝，下令对铜、铅、锡等铸币原料的开采、冶炼、运输、交易实施全过程国家专卖，百姓不得私自拥有这些东西，如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朝廷诏令“诸州界内有出铜矿处官未置场者，百姓不得私采。金、银、铅、镴、铁等亦如之”， 开元十一年（723）朝廷又“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
唐朝以后，禁铜方面的法令不仅继续实施，而且更加严格， 处罚更加具体和严厉。五代时期的后晋曾于天福二年（937）颁布诏令：“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去。”后周显德二年（955）诏令：“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磐、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后周还规定，民间隐匿铜器5斤以下的“徒三年”，超过5斤的一律处死。到了宋朝，朝廷诏令：“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一些不宜官方督造而又是民间所需要的器物，如寺庙里的铜钟等，必须由有关方面向官府提出申请，得到特许后方能铸造， 且必须由官府派专人全程监督。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将铜列为禁榷品，对违禁者规定了详细的处罚办法：“诸私有铜及鍮石者，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人造作器物者，与物主同罪，配亦如之，作具没官。”
宋朝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 对于印制交子的材料，朝廷也进行了严格控制。古代纸张从原料上可分为麻纸、竹纸、皮纸等几类，其中皮纸质量较高，一种被称为“楮皮纸”的川纸光亮洁白、经久耐磨，被确定为印制交子的专用纸张，“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到了元朝，印制纸钞改用质量更好的桑皮纸， 《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制作这种纸的工艺过程，朝廷将其确定为钞纸，并严格控制，使造假者难以找到原料。
朝廷不仅控制原料，就连铸币、印钞的工匠也进行控制。陆游在《家世旧闻》中说：“兵工失业，亦或转而为盗，故当饥岁，尤宜鼓铸以聚民。”所以，当某个铸钱的钱监因各种原因停止铸钱时， 一般不会将工匠就地解散，而是把他们派往别的钱监，以防工匠流落到社会上。对于民间有盗铸“手艺”的匠工，宋朝政府甚至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到官府钱监中效力，将功赎罪，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宋朝陕西等地“募私铸人丁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这种办法被“诸路效仿”。
技术防伪
官府在铸币时，有时会主动提高铸造难度，以此作为反假币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周时期，当时使用的主要是贝币，但天然贝较稀少，于是出现了形制上仿海贝的骨贝、玉贝、铜贝等。为了增加钱币的权威性，包金贝、鎏金贝应运而生，包金贝是在铜贝外表包上一层金箔，而鎏金贝制作工艺更为复杂，这些技术为普通人难以掌握，从而减少了假币的出现。到了秦朝，通用的是“半两钱”，其表面是平整的，一些不法商人把这种钱最外面的一圈剪下来，用7到8枚“半两钱”剪下的“边角料”又能铸成一枚新钱。针对这种情况，汉初推出法定货币“五铢钱”时，为防止有人剪边，就在方孔圆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圈围边， 如果再剪，围边就不在了，真假一目了然。这种围边的形制被以后的铜钱所广泛采用，据说想出这个办法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
汉武帝推出“上林五铢”，除统一标准外，还规定“周廓其质， 令不可得摩取铅熔”，并规定“以赤铜为其廓”，这些措施都增加了盗铸的难度。王莽执政期间推出的货币“一刀平五千”，又称“金错刀”，采取的是错金工艺，技术难度超过包金、鎏金、镶金、镀金， 在当时属于绝对的“高科技”，普通人根本无从掌握，令其假币很少出现。除提升铸造技术，钱币的外表也有一些防伪措施，如许多铜钱上所铸的文字都属特定书法，唐朝“开元通宝”上的文字由欧阳询等书法家书写，宋朝的“淳化元宝”“至道元宝”由宋太宗赵光义用楷、行、草等不同字体书写，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也用于钱币文字，这些字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相当于“防伪标记”。
纸币出现后，防伪的手段更多了，除了用特定钞纸印刷，还实行多块印版套印，有时多达6块：“所铸之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 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 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好些印在纸币上的图案，都繁密而细致，是精心设计的，都是鉴定真伪的重要参考。除了图案，纸币上还有一些钤记签押，是纸币拥有法定效力的标记。元代时为进一步增加纸币的权威性，还印上了皇帝印玺。纸币上的签押、密押设计得隐秘而巧妙，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不掌握其中秘密就无法印制出能以假乱真的钞票。
“伪造者斩”
打击假币离不开严刑峻法，历代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法令都相当严厉。汉朝沿用了秦朝的做法，规定：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北周规定：“私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唐朝开元年间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唐朝永淳年间规定：“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明会典》规定：“凡私铸铜钱者绞，匠人罪同， 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针对伪造纸币的犯罪，宋、元以后都予以重点打击和严惩，宋朝规定伪造交子“犯人处斩”，宋理宗即位之初“诏天下恤刑”，然而“伪造符印、会子、放火”等不在宽刑之列。《元史·刑法志》所载有关伪造纸币的犯罪规定就多达12条，有伪钞罪、改钞罪、补钞罪、阻滞钞法罪等，根据所犯罪行分别予以严厉打击。《大明律·刑律》中也载有伪造宝钞罪，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并入官，告捕者官给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
历代不仅制定了极为严厉的刑罚用以打击伪造假币的犯罪行为，还将其要点直接印在纸钞上，如金代贞元年间颁行的纸币上就印有“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代至元年间的纸币上印有“伪造者处死， 首告者赏银五锭”；明代“大明宝钞”上印有“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清朝的纸币上印有“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应该说，这些醒目的文字还是很有效果的，至少有一部分心存伪造钱币想法的人看到“伪造者斩”字样时，恐怕会心惊肉跳，从而放弃了心中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