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十二五”时期（2011－2015 年）中国对外开放成绩显著。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比2010年增长33%。2011－2015年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912亿美元，其中2014年为1196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 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倡议。六年耕耘、春华秋实，“一带一路”建设硕果累累，成绩令人瞩目。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经过复制推广，2019年8月2日，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 个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至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增至18个。
近日，《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一起讨论“十二五” 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领域的新措施、新变革、新成就。隆国强长期从事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扩大对外开放问题。林兆木自1988 年以来，参与党中央、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至“十三五” 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十二五”时期的国际国内背景变化
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 规划开局之年。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形势和新挑战？
隆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说过，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过去40年， 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是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外开放本身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通过扩大开放出口创汇，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开放，在过去40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一开始的摸索阶段， 到2010年左右，中国进入大国开放的新阶段，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全球前三位的服务大国、全球前三位的吸收外资大国，同时，迅速崛起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开放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讲“ 三期叠加”、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们自身的变化。当然，国际环境也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大大减速，但是方向没有改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外部环境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复杂的因素大幅增加。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和新多边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面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领域的新问题、新矛盾，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对外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多变。
“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历史罕见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中，各国共同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建立了相应的对话机制。此次危机暴露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与不公正，改革现有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国家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在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不得不借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这些都为全球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承担更多的经济大国责任，对外贸易形势较为严峻，国际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产能过剩加剧、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新战略，各国重视并纷纷出台形式多样的投资促进政策，使得“十二五”期间，中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局面。贸易摩擦与经济周期存在相关关系，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不可能替代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但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持续低速增长，推动各国频繁使用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等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国。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与发达经济体正面竞争的出口产品比重越来越高以及持续的贸易顺差，贸易摩擦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大。 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仍面临入世过渡期不利条款的约束。
林兆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持续存在，全球需求低迷，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受到的冲击更大，亟待重新塑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重新谋划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 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同时，国际经验表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是一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能简单地复制从低收入经济体迈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既有发展模式，经济发展要再上一个新台阶，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社会不稳定。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 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波三折， 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全球经济复苏之艰难、缓慢，为历史罕见，也远远超出危机之后头一两年人们的普遍预料。2011－2015年， 按不变价计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仅增长11.5%，年均2.2%； 欧元区累计仅增长4.03%，年均0.79%；日本累计仅增长4.7%，年均0.9%。同时，美、日、欧为刺激经济复苏，实行超低利率，并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导致大量游资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套利。而2013年6月当美联储宣布即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使大量资金向美国回流， 对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很大冲击，引发这些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衰退。上述因素叠加使全球经济复苏更为艰难，总需求持续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 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成为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从国内看，“十二五”时期，一方面有前10年高速增长创造的条件和打下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2003－2007年高增长遗留的结构失衡，以及2009－2010年为应对危机，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导致银行杠杆率大幅上升、不少行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等突出问题。2010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势头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回升到10.6%，因而当时对“十二五” 时期全球和国内经济走势的预计偏于乐观。有24个省市区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的预期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11个要求5年翻一番；31个省市区加权平均的预期年均增长率达10.5%。虽然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勉强维持在9.5%，但实际上也使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等矛盾进一步积累。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加上国内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第二产业拉动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因而2012年、2013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7.9%和7.8%。“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下行，其原因不仅是受世界经济衰退导致总需求不足的影响，也是国内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积累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同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正确处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采取预调微调的方式，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7.3%和6.9%左右，5年平均增长7.9%。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和亮点
中国发展观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落实？
林兆木：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体现十七大精神，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 “十二五”规划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的预期目标定为7%。“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特点，是进一步细化了市场与政府分工，将24 个指标划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为12个。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以及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等任务，主要是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各级政府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 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与国家战略意图相一致。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以及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主要是通过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去完成。“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9个领域80项服务项目的范围，要求各级财政予以重点保障或者兜底提供，以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
隆国强：“十二五”期间，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投资。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仅要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把“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和推动。
“十二五”期间，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进出口贸易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完善外贸体制，加大开发新兴市场力度，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十二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一是保持利用外资的适度增长。“十二五”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保障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必须依靠国际国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发挥跨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利用外资适度增长，成为“十二五”时期利用外资的预期目标之一。二是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促进跨国公司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三是使利用外资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因素。“十二五”时期，积极利用外资是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内容。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大力促进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梯度转移，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此外， 实现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和规范化；提高利用外资的节能减排和环保标准；发挥利用外资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开放水平，协调区域发展，进一步完善开放战略。“十二五”期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继续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对外窗口”的作用，深化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进一步做好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真正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新阶段的新举措和新进展
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11月8 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国际国内新的背景下，党中央在对外开放领域主要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隆国强：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这样一个改革创新总体构想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举措。
1.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3年9 月27日，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目前经过五批“1+3+7+1+6”的战略部署，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增至18个，已形成了海陆沿边统筹、东西南北中兼顾、由点及面的雁阵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讲话时明确提出支持建设海南自贸港。
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深度参与自贸试验区工作，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方案开始，到后来数次的评估， 再到近期给中央领导报送下一步自贸试验区工作的新思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自贸试验区为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分批先后推出了171 项改革经验。2015年5月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要求“着力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建设国际贸易强国。从2013 年左右中国进入大国开放新阶段， 中国是贸易大国，是货物贸易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排第二名，进口排第二名，出口排第五名。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主要占据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重要的环节。比起以往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非常弱，主要依靠初级产品来参与全球合作的情况， 中国成为制造大国、贸易大国，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辉煌成就。但是，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特别是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个角度来说，要求我们转向贸易强国的建设。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大量的政策举措，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多次发布促进进外贸发展的文件，包括：2013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2014年5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4年10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2015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2015 年2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2015年4月1日国务院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7月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实际上，各个部委也出台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都指向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把贸易大国推向贸易强国。
3.推进跨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贸易领域采取了大量措施，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2018年11月，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对彰显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维护全球开放型经济的大局，发挥了非常重要、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自主地下调了进口关税。从去年11月1 日开始，中国自主降低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关税的总水平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大致确定的9.8%，降到7.5%。我们实际的征收关税率大概在4%左右。这个水平比发达国家略高一点，但是比很多发展中国家低。
同时，相关的口岸部门，以减单证、优流程、提时效、降成本为发力点，来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整体通关时间有明确要求，要求压缩三分之一。2018年，我国已实现进出口通关时间压缩均超50%。同时，提出降低通关环节的费用。这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今年7月17日，我带队去天津调研，发现从2015年试点到2016年全面铺开，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通关时效，增强了企业的接单能力，值得充分肯定。
在这个领域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牵头，还有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通关时效改革的第三方评估。
除了货物贸易领域以外，在服务贸易领域也采取了大量措施。中国是服务贸易大国，但是竞争力相对较弱，去年服务贸易的逆差比出口量还大。这些年服务贸易的进口和出口都在快速增长，但是进口增长更快。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在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方面， 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非常旺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服务业没有跟上需求升级的步伐，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针对这样一个现实，相关部门制定了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服务业发展的举措。比如2017年，商务部编制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2016 年国务院批准在天津、上海等15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提出用两年的时间，重点对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八个方面进行探索。2018年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总体方案，在八个方面确定了深化试点的任务。
4.推进跨境投资自由化。在投资领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推进跨境投资自由化。首先是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从1985年开始，我们采取产业指导目录的办法，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现在我们还有产业指导目录，分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允许类。
现在国际上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大部分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的办法。所以，从自贸试验区开始，我们首先实施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后来发现试点的成效不错，迅速地推广，201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性措施从2015年版的93 条减少到62条，2018年出台全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减至48 条，2019年进一步减至40条。上海自贸实验区负面清单从2013版的190 条，减少至2019年的37条。
5.推出一系列积极利用外资政策措施。2017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 分别提出20条和22条吸引外资新政策；2018年还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19号），参照国际通行的投资管理架构体系，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和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新的部署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商诉求的政策举措。
6.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如果说过去我们吸收外资，较多关注优惠政策，现在我们更侧重的是用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所以， 在过去几年里，改善营商环境是中国吸收外资或者整个开放领域里特别重要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采取措施，例如，商事制度改革、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减费降税等等。
7.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在多层面上，包括在国际政治、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等方面，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贸易大国，作用越来越重要。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经济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作为东道国，通过G20杭州峰会的举办，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未来发展，做了很重要的工作。除了G20 峰会，中国还举办了2014年APEC 领导人会议。全球的经济贸易金融治理体系，处在一个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进程中，当前是加速变革的时期。2014年7月15日，中国和其他几个金砖国家共同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于北京， 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截至2019年7月13日有100个成员。
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或以上独立关税区，通过谈判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制度性安排，而且，自贸区变成了一个新的经贸规则制定平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首先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此后，我们不断推进自贸区，2013年以来达成8份自贸协定、2份自贸升级协定、1份第二阶段议定书。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思路， 一是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区区域合作来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构造一个我们参与其中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8.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是区域合作的一个新倡议。六年来已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果。
中国发展观察：“一带一路”等开放新举措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变化？ 为新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怎样的贡献？
隆国强：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到推动建设贸易强国，推动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 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
1.货物贸易：由大到强。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2009年以后，中国连续九年保持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从2012 年的11.1%升至2018年的12.8%，进口占全球份额的十分之一左右。出口份额其实也反映了竞争力。在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极低的背景下， 我们能够提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说明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速度。当然，比起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高歌猛进的十年，速度已经大幅度下滑。这反映出我们的比较优势进入转换期。
从2012年到2016年，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超过8.2万亿元，是国家财政重要来源。2018 年，中国进口环节税收达1.97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12.6%。同时， 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到1.8亿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3%。
2.货物进出口空间结构优化。除了量的变化以外，结构变化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结构更加多元。过去我们出口集中于发达市场。这些年来为降低风险，我们不断开拓新市场。在过去的五年中， 国际市场结构更加多元。比如， 2017年，我国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占外贸总出口的比重为51.1%，比2011年提高2.6个百分点。2018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83657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7.4%，其中，出口46478亿元，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为28.3%，比2011年提高5.1个百分点。
二是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均衡。中国的开放经历了由4个特区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再从沿海到沿边、沿江的开放，是一个渐进式推进的过程。因为渐进式开放，再加上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沿海地区在我们的贸易和投资领域，或者说在开放经济里所占比例一直很高。
这些年中西部地区一直在努力争取扩大开放程度，更好地通过开放来加速发展。在改善区域均衡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例如， 2017年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2012年提高2.1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外贸增速9.7%，西部12省市外贸增速为16.1%，中部6省外贸增速为11.4%， 东北三省外贸增速为14.8%。
3.外贸发展新动能。贸易主体的变化。民营企业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民营企业在出口中比重首次超过外资企业，这一比重由2012年的37.6%提高到2018年的48%，提高10.4个百分点。外贸企业创新能力、品牌建设、营销能力不断增强，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渠道以及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出口增速高于传统商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快速增长，成为新的增长点。
4.服务贸易快速增长，逆差扩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服务贸易大国和服务外包接包国。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连续5年保持全球第二位。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份额从2012年的4.44%变为2018年的4.57%。2012—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3090.1亿美元，增长64%；服务贸易出口增长652.7亿美元，增长32%，进口增长2437.4 亿美元，增长87%。服务贸易逆差从797亿美元扩至2582亿美元。
5.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优势不断显现。2018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952.1亿元， 增长20.7%，高于整体增速9.2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2.4%， 比2017年提升2.5个百分点。旅行、运输、建筑等三大传统服务进出口33224.6亿元，增长7.8%，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4%，比2017年下降2.2个百分点。
6.吸收外资平稳增长。中国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自2008年以来也一直稳居全球引资前三位，2017年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地。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7.69% 上升到2018年的10.72%。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显示，在2018年全球跨国投资总量下降13.4%的大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3.7%，达1390.43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是2012年的1.21倍。
7.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确立。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98.3 亿美元，是2012年的1.5倍，排全球第2 名；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为1.94 万亿美元，是2012年的3.64倍，在全球排名为第3，比2012年上升了9位。
8.“一带一路”进展超出预期。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在决议中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还被纳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截至2019年4月30日，中国已经与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8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互联互通。截至2017年5月，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了130多个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领域的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
贸易畅通。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下滑、负增长的情况下，年均增长4%； 中国已经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5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9.2%。中欧班列开启1.3万列。
投资合作持续深化。2013—2018 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共82个，截至2018年底，“一带一路”沿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纳税24亿美元，创就业岗位27万个。
金融服务逐步加强。截至今年7月13日，亚投行成员总数增至100 个。中国与17个国家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截至2017年末，有来自21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55家银行在华设立了机构。截至2018年10月，中国已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十二五”时期的成就与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 如何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林兆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经济总量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 年41.3万亿元增至2015年68.9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从6万亿美元增至11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比重由9.2%上升到14.8%，2011—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对于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讲，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优化，出现了一些转折性的可喜变化：一是2011－2015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5%，高于投资贡献率7.8 个百分点。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44.1%上升到50.2%，比2010年提高6.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46.4%降到40.9%；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从34.6%升到42.4%。三是城镇化率（常住人口）从49.95% 升到54.77%。与此同时，农业连续增产增收，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四是中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的增速超过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了初步抑制。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水平全面跃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整体水平加速提升，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基础研究领域， 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2015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1417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6%，比2010年提高0.3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提升到2015年的55.1%。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2011—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2%，资源产出率提高约9个百分点。污染减排效果显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累计分别比2010年下降12.9%、13%、18%、18.6%。社会发展成就斐然。城镇新增就业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持续增加，2011—2015年累计新增就业超6400万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7.6%和9.6%。5 年累计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人。工资水平逐年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十二五” 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显现的背景下取得的，又是国内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积累加深、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取得的。通过五年的努力，中国发展站在了新的更高的起点上，为“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 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法治建设有待加强；社会文明程度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与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等。这些都是“十三五” 时期必须应对和解决的。
（本文数据来源为商务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国家统计局）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