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社会治理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有机统一。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国家、社会等社会治理主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行动，实现社会目标。说到底，社会治理体系离不开人民。
进一步说，治理是指一系列的社会价值、社会规范、政策制度， 通过这些，社会来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治理还被理解为一个国家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社会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互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这里的多元角色的互动过程就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活力激发过程，也就是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就是通过维护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得到激励和发挥，社会充满活力，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坚持群众路线。以土地改革为例，党不只是领导斗地主、分田地，更是先用理论武装群众，告诉群众革命的道理， 使群众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这是思想上的统一和共识的凝聚。接着发展组织，通过农会、妇女协会、共青团这些党的外围组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掌握群众，在此基础上，通过斗地主、分田地的过程建立了新的经济关系。农民参与土地改革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一个共同协商、共同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农民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理想，利益和理想在参与的过程中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完善社会关系，推动事业发展。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一门学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早在1975年，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时就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育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24 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这抓到了教育体制问题和激发教育体制活力的核心：教师和学生，也就是教育的主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住了人，就抓住问题的核心和社会动员的牛鼻子。邓小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这样讲？主要还是针对当时一些人把毛泽东同志在特定情况下讲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曲解为学工、学农、学军都是以学为主，有的大学把专业课取消了， 基础课压缩了，教师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挫伤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说道， “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就要尊重他们， 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职业。同样，社会动员也需要动员者尊重人民群众的人格、职业和意愿，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激发教师积极性的重要论述，对于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理解当前的社会动员工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社会学而言，人格尊重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基础， 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这是对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让社会充满活力必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初党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作了精辟的概括，那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经济社会发展事务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动员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作用发挥的程度大小，是衡量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动员的首要工作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动员全体社会成员积极参与。一个全体成员都有意愿积极参与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当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主要依靠社会成员自身而不是完全依靠政府去解决时，这个社会才算是走向成熟的社会。
发展和完善基层组织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历史转变。社会学家李培林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 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重建和社会力量培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单位作用较改革开放以前逐步淡化，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区组织不断发展。基层社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70年活力机制的一个重要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争还未结束，采取了不同的基层治理模式， 1954年颁布实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居委会为城市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同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将街道办事处法定化，规定10万人口以上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办事处；10 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可设立街道办事处。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层治理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79年颁布实施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确立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的性质， 1980年重新公布《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再次明确街道办事处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将街道党委、办事处、生产服务联社分开，确立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由民政部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发展迅速，根据民政部门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42.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12.9万个，全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共计65万个。这些基层组织在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号召，学习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尤其是志愿组织，在动员人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尤其是那些以组织志愿服务为使命的组织， 他们的使命决定了他们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式，社区志愿者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地方的志愿服务联合会，乃至中央层级的志愿服务联合会，以及那些草根层次的社会组织都在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志愿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志愿服务得到长足发展得力于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类志愿组织的动员。这些年，除了原有的志愿者组织，如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华志愿者协会等，又陆续出现了中华志愿者联合会、中华志愿服务基金会等组织，不仅工青妇参与了志愿者的组织动员，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也把志愿服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都大大推动了志愿服务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创造的就业岗位980.4 万个。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大大提高，自社会工作专业引入中国并逐步本土化以来，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脱涌而出，到2018 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达到43.9 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10.7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33.2万人。社会工作加志愿服务成为新时期社会动员的主要形式之一。2019年初的数据显示，全国注册志愿者1.2亿人有余，以“志愿”和“义工”命名的社会服务组织1.2万家，这些志愿组织开发的志愿服务项目253多万个，广大志愿者奉献的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14亿小时之多。
志愿组织和志愿者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参与人数逾百万，开奥运之先河。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援难度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志愿者成为汶川抗震救灾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据媒体报道，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超过130万人。面对大灾大难，社会活力被充分激发出来，有人估算， 整个汶川救灾和恢复期间，参与者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以千万计算。2012年7月21日，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袭击和洪涝，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在巨大天灾面前，通过微博互动等形式，
人们的志愿热情迸发，先是无数热心市民主动出门，帮助那些滞留的人们回家，后是商家、个人纷纷行动，打开家门，展示了一个友善、互助的北京。事后，这些壮举引发社会的讨论，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如何激发社会活力，尤其是在突发事件面前，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志愿服务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断创新，抗灾志愿者、应急志愿者、大型赛事志愿者、大型会议志愿者、文艺和文化志愿者等等，层出不穷，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其中。
最近十多年，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大大提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发展，网络社会兴起。网络成为人们交往和交流的基本工具，看看大街上、单位办公室、会场上，人们不时查看手机，就知道它是多么普及。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很多单位在组群的过程中，除了单位工作群，往往还有一个生活群，这个单位生活群不是讨论单位工作，而是讨论单位人员关注的日常生活问题，网络环境下的单位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社会化程度又加强了，未来肯定不只是在网络环境下，也会在现实生活中，线上线下一道互动。这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实是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又往往是隐性的社会联系，不被注意，但确实需要加以关注。互联网正在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公共利益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是社会活力激发机制的核心
70年的社会活力激发实践表明，社会动员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公共利益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引导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一道工作。公共利益需要共同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不是某个群体单独做出方案，而是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政府的作用是把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利益集团聚集起来，创造一个无拘无束、真诚相待的对话交流环境，大家共商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话题。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通过规制使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公平规范，并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引导公民在形成解决公共利益方案的基础上，引导社会成员一道去共同实现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由个人的自我利益聚集而成的，而是产生于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话。因此，公务员不仅仅是要对‘顾客’的要求做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美﹞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 2014）必须创造条件使居民准备好承担公共责任，如果社会动员的政策不是从人民关注政府事务，甚至对于社会上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而仅仅认为那是官员和政府的事情，人们因而对于公共事务就不会再有兴趣，就会局限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的福祉，对于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也会麻木不仁，不关心它们，长此以往，社会治理和社会动员的政策就会脱离实际，甚至带来严重后果。
70年的社会活力激发实践表明，社会动员工作不求大而全，要求精而实、人性化、机制化、生活化，尤其要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力求激发每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和志愿组织通过项目化方式推动社会动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社区的项目化管理和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采取社区项目化的工作方式引导推动工作，必须进一步明确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有效地组织实施，督促指导试点项目进展情况，切实实现预定的动员目标；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和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要掌握志愿服务的基本规律， 尤其是要研究志愿服务体制机制，并将其与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一个更大的制度环境中为志愿服务寻找合理定位和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动员，就是要引导人民勇于承担起对于国家事业、经济社会发展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责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
70年的社会活力激发实践表明，社会动员机制意味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实施和评估过程， 重构新的公共服务思路。志愿服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形式，推动志愿服务发展必须正视志愿服务的动机。理解志愿服务的动机可以从若干角度，比如正义之心。“正义之心使得人类在没有血缘纽带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组成庞大的、相互协作的群体、部落及至民族。人类是唯一具备此种能力的物种。”（﹝美﹞乔纳森·海特，2014）这是从人类的本性来理解人的动机的。内心的动力有时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例如幸福感，“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内心，也与外部有所关联。它来自于我们与他人、我们与自己的工作，我们与群体的正确关系中。”在所有的志愿服务体系的研究中，志愿者的动机是一个最不容易观察和分析的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这也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志愿服务研究课题，主要问题是涉及到人的本性、人的表达方式和人的表现方式等因素，即通常人们是不愿意把真实的“我”展示给别人的，或者不知道如何展示给别人。这也是社会活力激发的难点问题。
新时代，对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动员要两面看。互联网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推动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形式的创新，同时也带来集体的孤独。缺乏面对面的交流是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关系模式的一个特点，尤其对于那些从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对缺乏面对面的交流是不习惯的。“寂寞是20世纪的主要疾病”，正如大卫·雷斯曼所说，“我们都是寂寞的人”。人口在迅速膨胀，而人与人之间的可共患难的真情却逐渐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个性的世界里，我们的事业、政府的规模、人口频繁的迁徙等很多原因，致使我们无法获得持久的友谊，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美）戴尔·卡耐基）这里的所谓事业，应当就是指工作、就业等诸方面的压力，以及人们对于名利的追求。对于名利的追求占用了一些人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影响了个人的健康。这里所谓的政府规模，就是指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使得那些本该公民自己承担和负责的任务都由政府去做了，本该由公民自己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由政府承担了（郑必坚，基辛格等，2013），这是新时代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激发社会活力需要关注的问题。
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社会活力已经被大大激发出来。面对新形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群众反映，领导研究，组织处理”的模式。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一是缺乏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社会成员往往不是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参与，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贯彻起来难度就会增加。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正视和解决问题，力争得到群众的理解，不断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三是群众广泛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涉及到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活动，还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社会问题只有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说到底，社会治理离不开人民的参与， 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活力激发机制。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