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准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阶段， 十九大提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中速发展将维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 平均为14年。这一期间将是我国旅游业的关键发展时期，其将面临几重变化：首先是面临重大的发展窗口期，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看，这些国家和地区旅游业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体现质量的诸多指标提升的主要时期，往往并不在高速发展期，而在增速换挡期；其次是地位的提升，从国际同期经验看， 经济换挡期，同时是文体娱乐消费的占比提升期，是旅游业地位的提升期；第三，应对变化期， 换挡期将面临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调整，旅游业传统的发展红利、增长模式都将发生很大变化，应对和调适这些变化，有待改革和创新。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换挡期是旅游业从量到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国际经验看，成功的经济换挡将同步进行两种转换，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速的转换， 二是增长平台从中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换，但经济换挡是经济总体增速的换挡，并不是各行各业的换挡， 一些行业， 例如旅游业，会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以日本为例， 经济换挡期（ 1 9 7 4 年-1991年）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产业运行质量的提升。
（一）旅游产业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1974年—1991年，日本旅游业的绝对增长速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而换挡，其总体增长速度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 基本稳定在上一时期的增长档位上。从具体结构上看，比较1964 年-1973年、1974年-1991年两个时间段，国内过夜游人次年均增长率从6.9%下降到4.9%；国内过夜游的人均消费指标，从前一时间段的1.66万日元增长到后一阶段的3.94万日元，增长了1.37倍， 旅游总消费上涨了4.89倍。旅游人次小幅下降的同时，旅游总消费得到了大幅提升，经济的换挡期，是旅游业的稳速增效期。
（二）旅游消费日趋刚性
1963年—1973年，包含旅游的文化与休闲消费成为日本家庭的第三大消费，仅次于食物、被服与衣服两项生存型消费，占比8.5%，1974年—1991年，文化与休闲消费超过了被服与衣服的消费，在家庭消费中位列第二，占比接近10%，成为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消费，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文化与休闲消费成为生活必要消费，日趋刚性，因而在家庭、社会、政策中都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改革突破、创新集聚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和经济发展重点的调整，旅游业的地位随之凸显，清理旅游业的发展障碍，放松市场管制，改革旅游业的运行机制因而成为发展的重点，市场也因之回以大量的创新。1974 年—1991年，是日本旅游业的改革突破期和创新集聚期。在此期间，实现了如下几个变化。
第一，市场化。这一阶段的日本旅游业摒弃了前期规模庞大的旅游业的区域开发计划，逐步放开各种管理，完善了市场体制。这一阶段，日本出台了《关于为确保中小企业开展事业活动的机会、对大企业的事业活动进行调整之法》《通过活用民间企业的能力、促进特定设施建设之法》《90年代旅游振兴行动计划》等法律和规划，推进了市场机制的建立。
第二，国际化。日本推出了“ 国际旅游示范地区” 指定制度、“国际会展指定制度”、《国际会展城市构想》《海外旅游倍增计划》和《旅游交流扩大计划》。1978年，日本政府彻底放开了对出境旅游的限制，推进了产业的国际化。
第三，创新化。1974年—1991 年，随着管制的放开和经济的成熟， 日本旅游业形成了创新集聚。如1982年日本迪士尼乐园修建，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美国迪士尼总部不参与运营的度假区， 特许经营的模式激发了其创新的动力，成为全球主题公园本土创新的范本。全日空成为日本最大的国内航空公司，打破了日航对国际旅游业务的垄断，并以专业服务闻名世界；日本交通公社将经营范围向金融保险领域延伸， 形成了综合性旅游企业航母；北海道依托冬奥会的展开，开启了旅游国际化的道路。
从中国旅游业现实看， 结构性转变已经发生
从当面局面看，中国旅游业已经呈现出经济换挡期的一些转变特征。
（一）总体运行水平层面： 增速保持上一阶段水平，效率方面有较大的突破空间
比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段与中速增长阶段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可见，1997年—2013年国内旅游人次年增速为10.67%，2014年—2018 年年增速为11.3%，总量增速未随经济换挡而换挡，反而稳中略有升。但是另一方面，从反映效益的人均消费角度看，1997年—2013年，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7%，从2014 年—2018年，年均增长率为2.5%， 效率的增速还没有起来，在这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空间。
（二）发展机制层面：增长红利面临历史性转换，亟待建立新的增长方式
总体上看，中国旅游业高速增长期特点仍在延续，但新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产生。中国旅游业面临增长要素的历史性转换。前一阶段支撑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要素，正在相继发生变化，亟待建立新的增长方式。
第一，用地和资源上，快速增长期，中国旅游业享受了的低成本地获取和使用土地与资源的红利，目前这一情况已发生改变。2 0 1 4 年至今， 我国商服用地土地成本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0%，旅游业低成本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第二，人口上，2015年开始我国劳动人口进入负增长，旅游业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消失。从2003年—2018年，旅游总就业增长了205%，按此估算，到2020 年旅游业就业占全国就业总数将增长到14%。旅游业增长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供给压力。
第三，投资上，高资本流入的模式已难以为继。2012年，我国旅游业投资规模为4064亿元， 此后旅游投资用四年的时间迅速超过了1万亿元，到2017年已达1.5万亿元，这为旅游业积累了大量的资产，但并没有带来效率上的同比提高，还推高了杠杆率。随着中速时代金融环境的宏观变化，高投资、高杠杆、低收益的旅游投资将大为减少，旅游投资将进入实质和理性增长时代。
（三）体制机制上：综合改革正逐步展开，但多因素缠绕亟待破题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旅游业的综合改革正逐步展开，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全域旅游工作的展开、《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等文件的出台推进，形成了旅游领域综合交叉的改革格局。
但另一方面，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仍面临高负荷（即产业发展在资源、用地、能源、融资等多方面仍然面临高成本的问题）、多限制（ 在游客、资本和人才的流入流出上仍有较多不畅的环节）、单动力（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是非对称的，更多的来自于需求侧的推动，而较少来自供给侧的引领）、非充分（政府主导型战略一方面推动中国旅游的适度超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低效率的问题）、低替代（资源分隔和一定程度的垄断降低旅游业的竞争水平，出口导向战略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从而产品替代缓慢）、有风险（前一时期的发展，令旅游业产生了一定的风险）等多方面问题，多因素缠绕，亟待改革破题。
依托改革与创新，构建中速环境下的“高深”产业
高速环境下，旅游业的特殊性在于大， 总体规模大， 增速快； 影响格局大， 消费支撑力强， 覆盖人群广， 城乡统筹性好，带动产业多。而在中速环境下， 规模仍是旅游业的特殊优势，同时，旅游业如能实现自身的转型，形成效益高、影响深的产业特征，将在新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转型依赖于根本性的改革和创新。
第一，重建中速发展期的四种产业认识。中国旅游业的历史发展，来自于屡次对旅游业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交锋和争辩，并不断地积累发展共识。但旧有的共识，基于高速增长环境，一系列经验的归结，包括适度超前、政府主导、强调经济功能、旅游立市乃至旅游立国、投资拉动，其中有不变的部分， 也有须变的部分。新的旅游业，需要建立四种新的产业认识、包括对速度的认识、对产业定位的认识、对效率的认识和对风险的认识。
第二，建立全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模式。市场是产业发展模式的容器，什么样的市场机制，产生什么样的运行结构。中速发展环境的市场，需要建立两种新的关系。其一是建立通往“高深”产业的新的生产关系，其二是在市场机制上去除创新的障碍。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引导旅游业从投入依赖型的增长模式转为全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模式，建立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的新型旅游业。
第三，重建供给和需求两面。旅游业需要建立新的旅游产业关系，核心是如何重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面。需求侧层面，旅游需求在走向新的人口世代的主导，走向消费者更具主导权的社会，走向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市场需求。面向趋势性的升级和结构性的降级并存的局面，必须建立更为市场化的环境与之相适应。供给层面，快速增长期相对刚性的供给体系，难以应对新的市场变化，供给要同时面对规模的扩张和产业链条弹性化、柔性化、快速化的变革需求。
总之，经济换挡期对旅游业的定位，应该是从高速环境下的规模产业， 转变为中速环境下的高深产业，这主要体现在六个“高”和四个“深”上。“高” 的方面，一是经济效益高，二是效率高，三是附加值高，四是正外部性高，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程度高，六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高端。“深”的方面，一是深入，深入支撑经济；二是深透， 通过改革全面盘活要素、激活生产力；三是深度，深度与生态契合， 深度与文化融合，深度与科技结合；四是深刻，深刻影响社会民生外交文化。旅游业要走向“高深” 产业，必须要破除旧有障碍，建立新的运行机制，这依赖于深度的改革和全面的创新。
（本文是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分工新体系下的中国旅游业国际地位评估及提升研究”（14BGL086）的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