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茹茹 包 涵 耿 强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长三角地区已明确了“一极三区一高地”的一体化发展目标，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代表的大城市发展迎来新一波红利。而着眼长三角地区的总体发展态势，拥有一批数量可观、发展基础好、各具特色的中小型城市，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支撑。重视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特殊作用和战略价值，激发中小城市的活力和潜力，加快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发挥中小城市在产业承接与分工配套、居住疏导、生活服务、交通连接等领域的特殊作用，推动长三角地区形成以上海为龙头，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城镇间产业相互配套、生活彼此协调、交通衔接有序的发展态势，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
从战略高度认识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的现状和价值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涵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一市三省，总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亿、经济总量19.5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26、1/6和近1/4。长三角地区的突出优势是内部发展较为平衡，域内交通通达性较好，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中小城市作为发展辐射腹地。长三角一市三省共有国家级新区3个（浦东新区、舟山群岛新区、江北新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3个（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一般地级市38个、县级市及县145个。
（一）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具备较高的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
长三角地区的地级市、县级市（县、区）和镇级行政单位，经济总量和现代化程度在全国同类地区中均处于第一方阵。根据权威数据，在地级市层面，2018年大陆城市GDP前100名中，江苏13个地市（含南京）全部入围，浙江入围8 个，安徽入围2个，长三角地区41个地市中有23个进入全国城市GDP百强；在县和县级市层面，2018年全国百强县中，江苏上榜20个县级城市，且包揽前4强，浙江上榜14个县级城市，安徽上榜6个县级城市， 长三角地区共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40个，占全国的40%；在市辖区层面，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中，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榜数分别为22个、18个和5个，总计上榜45个，接近全国的半数；在镇（街道）层面，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中，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榜数分别为204个、161个和30个， 总计上榜395个，接近全国的四成。
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城市产业基础较好。围绕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主要大城市，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城市（含大城镇）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拥有一批“高精新特”的优质企业和“单打冠军”“隐形冠军”，部分中小城市在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如浙江桐庐县，20年时间成长为中国“民间快递之乡”，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等快递业明星企业均源自桐庐。江苏省如皋市，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国内唯一认证的“氢经济示范城市”，形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新能源汽车生产、制氢加氢设备制造、“氢能小镇”等多元氢能产业体系。安徽省天长市， 拥有规上仪表光电缆企业50多家， 国内市场占有量近80%。
（二）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具备鲜明的城市特征和竞争优势
在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域内协调性较好的同时，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城市间，由于发展所处阶段、地理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差异，城市特征各异，竞争优势鲜明。
中等规模城市中，江苏的苏州市是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一般地级市，在现代化程度、国际合作、高端制造、创新产业等领域全国领先，具备世界级影响力；浙江的舟山群岛拥有全国首个群岛新区，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在国际物流、海洋产业、船舶制造、海洋科技等领域已有深厚积累；江苏的徐州市， 地处淮海经济带中心，既有重型制造业优势，又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北向辐射的门户职责；安徽省的芜湖市，作为全国汽车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安徽与江浙两省连接互动的前沿，对于加强长三角地区域内东西联动意义特殊。
区县城市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城市特点和职能分工。浙江的安吉县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催生了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健康产业。与此相类似，浙江的淳安、永嘉、南浔，江苏的溧阳、宜兴、高淳，安徽的黄山、歙县、绩溪等地均有此特征。而从交通枢纽和连接点的角度看，江苏的海门，本身拥有通江连海的优越条件，随着航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上海的全线对接，将成为提升上海交通能力、延展长三角地区域内交通连接的重要枢纽。
（三）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具备强大的发展潜力和承载力
长三角地区同时兼容了沿海、沿江、山区、丘陵、平原等多种地理形态，在拥有庞大的域内人口规模和市场储备的同时，开发强度和环境承载力也呈现出一定的梯次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上海、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不仅是长三角地区大城市集中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领先地区，社会发达程度已经基本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开发强度已临界甚至超过环境承载极限。而辖区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城市，开发强度尚在可控范围，依然保有较强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优势。
开发强度和环境承载力的梯次分布，为长三角地区域内产业布局调整、城市职能分工、发展协调联动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未来， 随着上海等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对产业配置的要求逐步提升，一些不适宜继续留在大城市域内的产业将有序向中小城市转移，在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为大城市的产业升级预留资源空间。
从整体视角认识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纵观国际经验，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形成依托海洋资源，以若干特大城市、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的大城市群，是提升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形态和方式。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的成功经验表明，城市群的建设离不开大城市牵引，也离不开中小城市的有益补充。大城市的发展为中小城市带来正向的扩散效应，反向来看，中小城市在产业配套、功能疏解、资源匹配等领域对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圈整体的发展形成有益的要素补充，从而构成高度嵌合的有机发展整体。
（一）中小城市在大城市群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理论
将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视为由多城市整合而成的参与国际竞争的城市集群整体，基于此，通过分工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等理论工具认识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分工理论，提出分工和专业产生高效率。在更宏观的国际竞争和区域发展中，中小型城市通过加强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的集合，实现某一产业或产业链某一环节生产效率的突破，依托域内统一市场和交通物流体系，与周边产业环节实现高水平分工协作，由此推动区域整体大产业链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分工理论是中小型城市发挥竞争优势，实现错位发展，打造隐形冠军的理论基础。
二是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强调基于经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突出关联效应和资源效应的优化配置。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小型城市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优先发展适宜本地实情的主导产业，形成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竞争优势，通过产业间的相关效应，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三是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规模报酬递增。受益于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基础设施的零边际成本、大批量生产技术的运用等，企业得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生产效率提升。
（二）中小城市在大城市群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历史经验——以日本名古屋和英国米尔顿凯恩斯为例
不同于大城市在城市圈中的引领性、综合性、中枢性作用，中小城市往往着重发挥独特优势，承担着一领域的职能，扮演好“僚机” 和“躯干”的角色，对大城市和城市圈整体形成补充。
名古屋市，隶属于日本爱知县，总面积326.45平方公里，总人口228.4万人，距离东京市区330公里，高速公路通勤时间4小时，高速铁路通勤时间1.5小时，是东京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名古屋市是日本五大国际港口之一，为东京城市群提供国际物流支撑。同时，名古屋拥有丰田汽车等国际著名制造业企业，名古屋的发展与丰田汽车的壮大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协调关系。
米尔顿凯恩斯，英国现代新市镇建设的典型范例，位于伦敦与伯明翰之间，东南距伦敦80公里，西北距伯明翰100公里。米尔顿凯恩斯新建于1967年，其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发展具有强烈的指令性色彩，与伦敦城市群的发展高度匹配。发展至今，米尔顿凯恩斯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前沿的产业集群，吸引了全球超过5000家企业在这里投资落户，甚至许多世界500强巨头将英国总部纷纷设在此地，形成了对伦敦的有益补充的协调。
（三）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角色分析
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角色定位，应当首先着眼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整体推进的要求和需要， 结合自身实际，发挥资源、区位、产业特点，在统一协调、一体发展的总布局牵引下，以形成长三角一体化产业链、创新链为牵引，走有特色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之路。
一是做好产业转移和配套的协调区。中小城市一方面要借大城市产业升级的机遇期，积极对接，做好产业、企业的转移落地，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产业链升级， 围绕上下游、周边产业、配套产业作文章，形成有益补充。
二是做好生活疏导和品质提升的协调区。大城市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过度集中的“城市病”，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外沿的拓展，周边中小城市、城镇在居住、生活方面的承接、疏导、疏解价值逐步显现，卫星城、居住城、养老城、休闲城逐步发展。要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开放户籍、购房、就学、就医等公共服务壁垒，加快周边中小城市、城镇与大城市的同城化进程。
三是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区。长三角一体化，先导在于交通，重点在于综合性一体化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一方面需要跨区域、跨省域、跨市域大型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型跨域交通基础设施与域内交通、市内交通的对接整合。临海、临江和地处铁路公路枢纽点的城市，既要协调好多种交通设施的对接，又要依托交通优势加快自身发展，在物流业、交通装备制造、物资储备、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等领域先试先行。
（四）中小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探索
长三角一体化绝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形成激发中小城市作用与活力的有效机制，主要有三点：
一是市场化的总体导向。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用好规划的指挥棒作用固然重要，但市场化始终是根本的总体导向。坚持市场化的总体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牵引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信息共享、审批联通、资格互认为基础，实现长三角域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在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住房市场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等领域加快探索，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的手段解决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是有序协调的主要方法。“一体化”的重要内涵就是要打破“行政区经济” 的现有桎梏， 打破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困扰，打破各自为战、各管一摊的发展模式，形成全局一盘棋、分工有序、合力发展的大格局。建立高位协调的领导机制， 对涉及长三角一体化的大事、要事、难事和需要跨域整合、多地联动的事项进行协商协调。对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和层次的地区，要坚持地位平等但分工有序的原则，坚持以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利益为标准。
三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长三角一体化是在新时代着眼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形式要求做出的战略选择，高水平建设长三角地区， 实现“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是基本的目标要求。发挥中小城市的积极作用，绝不是以牺牲中小城市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换取大城市的发展，而是要实现总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良性互动。高质量的总体标准是统一的，高质量的呈现是具象的，是与城市特征、产业特色和发展阶段相衔接的，要加强总体统筹和科学联动，提升中小城市发展与一体化要求协调性。
从产业视角认识长三角地区重点中小城市的发展方向
未来，长三角一市三省有望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产业链、创新链、资源链的整合。中小城市一方面要主动配合适应，积极在物流、装备、研发、加工、配件等上下游产业链中卡位补位，补齐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要抢抓文化、养老、消费、旅游等生活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做好生活幸福度这篇文章。
第一类是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休闲产业城市，以江苏扬州、浙江湖州、安徽黄山为代表。随着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规模扩大和中高收入群体的成长，文化消费、文化旅游有望获得长足发展。沪江浙皖地区本就是文化荟萃之地，拥有大量的文化遗存、文化名胜、特色文化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强大的文化消费、文化旅游潜力。江苏的扬州市，是淮扬文化、运河文化、盐商传统和园林城市的重要代表，拥有瘦西湖、扬州八怪、淮扬菜系等诸多文化亮点；浙江的湖州市，是近代湖商群体和湖商文化的发源地，以南浔的古镇文化、缫丝文化和商贸文化为代表；安徽的黄山市，不仅拥有黄山丰富的风景自然资源，也是徽商文化的重要起源，拥有盆景、篆刻、古民居等诸多文化符号。
第二类是突出产业传统和城市基因的特色产业城市，以江苏常州、浙江温州、安徽芜湖为代表。城市的基因，源自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环境的养成，而特定的城市基因，往往也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特色。江苏的常州市，曾是改革开放后中等城市发展的典范，也是轻工业的重要基地，如今常州依然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市民的生活质量之间达到了良性平衡。浙江的温州市，是“四千四万”民营经济精神的发源地，也是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温州的民营经济、涉外经济、小商品商贸与物流仍将有重要的价值。安徽省芜湖市，是汽车工业的重要基地，依托汽车工业发展现代制造业。
第三类是突出区位优势的城市，以江苏连云港、浙江嘉兴、安徽马鞍山为代表。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往往能发挥更特殊的作用，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江苏的连云港市，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具有海运、陆运相结合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发挥海陆联动、东西互通的优势。浙江的嘉兴市，紧邻上海、苏州两大经济强市，承担参与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居于先发位置。安徽的马鞍山市，紧邻南京，是南京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卫生、交通、社会生活等方面与南京高度同城化。
综上，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和牵引是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基础和根本动力在中小城市。从充分发挥中小城市作用， 以市场化的手段，完善协调机制， 打破“行政区经济”，让一切有助于发展的要素充分迸发、合理流动，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职能配套、产业互补、空间协调、协调融合、相互促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异质性企业集聚研究》(编号:713031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