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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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7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五年计划(规划)的连续制定与实施。“十三五”(2016- 2020)时期战略机遇犹存,但战略机遇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在于理解“已经”和“转向”两个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专访时作上述表示。同时,张军扩还就如何评价13个五年计划(规划)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张军扩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经济改革方面研究工作,多次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战略机遇犹存,但内涵发生变化

中国发展观察:“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起草,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担任起草组组长,李克强、张高丽同志担任副组长,规格之高,在历来五年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史上前所未有。“十三五”时期, 中国面临哪些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

张军扩:“十三五”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归纳起来就是战略机遇犹存,但战略机遇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第一,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仍是大势,但局部冲突更加激烈;经济全球化仍在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以说,保护主义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况是“十三五” 初期大家始料未及的;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复苏困难。近二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是比较好的,但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增长长期不振。“十三五” 期间有所恢复,但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当时,我们判断“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和贸易都会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所以,从国际环境来讲,战略机遇期还在, 但内涵发生了变化。

第二,从国内看,一方面,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潜在增速和现实增速都有所回落。但另一方面,无论从发展阶段、要素条件还是需求空间来看,我国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但要让这个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变为现实增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付出比过去更大的努力。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讲,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变,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对体制环境的要求更高了。因此,从国内来讲,也是战略机遇期犹存,但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面临的挑战来讲,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挑战。这个时期,由于发展环境、比较优势和国内外供给需求条件的变化,使得生产率增长放缓。虽然这种变化是阶段性变化,是符合规律的,但它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行,而经济增速的下行又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需要尽快通过体制、结构和方方面面的调整培育新的动能,促进生产力的回升和增长的稳定,否则,就会面临经济停滞不前的危险,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大问题。 

第二,经济社会稳定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也有一些方面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前期积累的矛盾到现在集中释放的问题,还有发展阶段改变之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经济发展、环境改善,还是社会治理等方面,如果跟不上人民群众诉求的变化,就会形成一些不适应,就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一些影响。 

第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挑战。前两个挑战的解决都要靠深化改革,而这一点是“知易行难”。我们会受到前一阶段路径依赖的制约,也可能会受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所以,这是不太容易的,一旦不能尽快、顺利推进,就不能对有效应对前两个方面的挑战形成有效支撑。

总之,“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关键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转向高质量发展生死攸关

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10月18 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此如何理解? 

张军扩:十九大报告提出,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准确把握这个重大判断,关键在于理解“已经”和“转向”两个词。所谓“已经”“转向”,首先意味着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如前所述,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比较优势等都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潜在增长率下降,现实增速也呈现回落。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源于政府各项促进转型升级政策的引导和推动, 还是源于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加剧的适应性调整,转型的过程已经在进行了。从近年的发展实践来看,不仅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而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在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但同时也要看到,转型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在经济增长当中,传统动能还发挥着主体地位。因此,只能是“已经转向”,而不是“已经转变为”。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少,依然任重而道远。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转向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点也很重要。过去阶段是高速增长,是增长导向型,转向的阶段是高质量发展,是发展导向型。区别是什么呢?就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加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这些方面全面推进,尤其要补齐其中的短板,注重其协调性和整体进展。

中国发展观察:您认为影响这个转向过程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张军扩:我认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现代化进程变化规律的角度,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独有的现象。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 即追赶型增长或压缩式增长。追赶型增长过程中,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后发优势会逐步减弱,变得不足以支撑数量型高增长,因而增长越来越靠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也就是说,需要从过去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效益提升的质量型增长。

其次,对于追赶型经济体而言,能否成功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单是经济持续发展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就是传统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减弱之后,迟迟没能形成新的优势,增长动力减弱,增长过程中断;另一条是国内矛盾突出,陷入长期动乱或混乱, 发展进程受阻。这两条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汲取,当然更需要我们通过转向高质量发展努力加以防范和克服。

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困难就在于有路径依赖,有利益掣肘,存在比较有趣的所谓“制度高墙”。所以,需要真正冷静下来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第三,成功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 是尽快形成与阶段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等, 就需要转向创新阶段,而创新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不仅需要之前的基本制度保障,还需要更多的更精细化的制度,如果这些制度不能形成,增长动力的接替就比较困难,增长就会受阻。

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是追赶型经济体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至关重要,生死攸关,而且不大容易完成。关键要认识其在性质上与前一个阶段的不同,并不失时机地以坚定的意志推进相关改革,尽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

中国发展观察:您曾说过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要靠深化改革, “十三五”时期深化改革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军扩: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要靠改革。了解“十三五”时期深化改革情况,关键在于理解“全面”二字。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对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改革都做了全面的部署。之后,党中央又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设小康、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一起确定为新时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难看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全面改革是牛鼻子。因为不论是全面小康、全面从严治党还是全面依法治国,哪个方面的推进,都离不开改革的支撑。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改革的推进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400多项重大改革方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出台了近2000项改革方案和举措。的确,改革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等等。但总体来讲,新时期改革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台的文件比较多而真正落实见效还不够有力,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进展相对较慢,实质性进展还有所不足。比如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决定》提出的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在土地制度改革领域,《决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金融体制改革领域,《决定》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等。这些重要改革, 要么仍然处在试点实验阶段,要么虽然出台了一些改革举措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8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2018年4 月,海南自贸试验区应运而生;2019年8 月,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省区获批设立自贸试验区。截至目前,中国共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请您从自贸区的角度谈谈“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深化进展。

张军扩:建设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第一批和第二批自贸试验区主要在沿海省市,数量只有四个, 还是比较谨慎的。进入“十三五” 后,在前期摸索的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力度加大,也存在诸多创新突破。四年来分三批布局了14 个自贸试验区,并表现出以下新变化:一是向中西部、内陆沿边省份延伸,基本形成了覆盖东中西部、沿海内陆沿边的全方位布局;二是在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面积上大大突破了“120平方公里”这一不成文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设最高开放形态的自贸港;三是出现了新拓展模式,如上海设立临港新片区,不止面积扩大了,而且赋予了新定位,允许其制定实施优惠政策,吸引汇聚高端要素资源和产业,以打造国际竞争合作的新高地。

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推进,自贸试验区不但完成了基本布局,而且形成了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外商投资管理新制度已基本成熟并在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已压缩至37条(全国版40条),开放水平和准入政策透明性大大提升, 在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探索效果尤其显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商事制度“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创新举措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制度成本,对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发挥了突出的引领带动作用。

当然,自贸试验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探索中加以解决。比如自贸试验区普遍反映授权不足,开放压力测试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一些自贸试验区特色不够明显,自贸试验区的法律地位有待进一步明确,自贸试验区申请设立、规范运营和调整退出的常态化机制也有待建立和完善。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新一轮技术革命如火如荼, 正深刻改变着产业布局、国际分工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有的需要改革调整、有的需要补充制定,尤其是21世纪新议题谈判和新一轮经贸规则制定存在向边境后加快延伸的趋势。我们要继续用好自贸试验区这个平台和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和法制保障,强化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服务支撑,充分授权、简化程序,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标准,加大开放压力测试力度, 探索新型监管,打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高地的同时,为我国改革攻艰、开放突破发挥更大作用,为我国以开放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新机制、新模式。

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施

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8月16 日凌晨,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墨子号”。据了解,“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化了创新驱动导向,中国计划实施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您认为落实情况如何? 

张军扩: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把创新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采取的支持和促进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促进“双创”等, 采取了一些促进创新发展的战略。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经济中的新动能不断壮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已经成为带动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顺利。至2018年底,创新驱动发展的5项预期性指标总体进展较好。4项指标进展超前或正常(人均发明专利、科技进步贡献率、固网及移动宽带覆盖率),1项指标进展相对滞后(即:R&D强度2018年为2.19%,纲要提出2020年达到2.5%)。在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成果较丰富,效果较明显。一是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提升,区域创新高地继续发力,科技与经济融合程度加深。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三是科技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制度激发了科研人员积极性。四是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R&D经费投入强度指标进展滞后,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和效率都亟需提高, 关键核心技术仍面临“卡脖子”问题。二是在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方面, 仍存在一些改革不到位、政策难落地等问题。三是创新政策的普惠性仍然不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待加强。四是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刻调整,开放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另外,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的话,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个科技创新问题,还包括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等,是个新旧动能转化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十三五”以来,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但总体来看,创新驱动还不能说成为主力, 新动能还不够强大,现在增长比较快、比较大的还是那些传统产业。

下一步促进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制造业质量提升与服务业质量提升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优化提升的关系,或者说,要处理好产业质量提升与城乡建设质量提升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技术与管理的关系,我们在促进创新与发展的时候,除了重视技术的创新,还一定要重视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六是要处理好基础与应用之间的关系,现在对创新发展来讲,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 还得更加重视基础研究,还得更加重视教育,这两方面都非常关键, 否则从长期来讲是很难站得住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发展观察:“十三五”时期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的叠加效应。请概括总结一下目前进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张军扩:“十三五”期间,从区域发展战略的角度,总体来讲关键词是“深化”和“拓展”。首先是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化和拓展。“十三五”期间,四大板块战略政策方面都有新的动作,都在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更新战略思路, 提出新的举措。

—更好发挥东部地区发展引领作用。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重点领域建设已经启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迈出实质性步伐,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货物贸易协议》,要素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探索。

—大力支持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快速发育,着力打造武汉东湖、长株潭、郑洛新、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发展平台,推动安徽皖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江西赣南等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2018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投资、消费等增速均居四大板块之首,为稳定全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推动形成西部开发新格局。制定出台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规划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开放条件显著改善,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多措并举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10.6%下降到2018年的3.2%。

—深化改革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转型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出台系列政策文件,着力推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和体制机制改革,协调东部地区发达省市与东北地区开展对口合作,不断发挥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园等开发开放平台支撑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筑底回升。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大气质量明显好转;设立雄安新区,完成新区规划顶层设计,进入实质开工建设;高标准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北京市机关已搬迁入驻。

—坚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相继出台,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重点工程建设全面展开,沿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2019年1-4月,长江经济带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1.2%,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凝聚国际共识,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大力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欧班列已联通亚欧大陆108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2018年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8万亿元。

其次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拓展。过去我们讲区域协调发展,更加强调通过特殊优惠政策促进一些区域的发展。习总书记最近有一个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讲话, 非常重要。他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要发挥好主体功能区的约束作用,再是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他强调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尊重经济规律。什么规律?主要是要素流动、集聚和城镇化的规律,当然要同时兼顾好效率与公平。为此,首先要保障市场的统一和公平,要让要素顺畅流动,让市场机制在区域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位的。第二就是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各地区位、资源、基础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但不论身在何处,人民群众应当都能享受到大体相当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第三就是要对有特殊困难的地方予以支持,对于生态脆弱区域加以控制,不管什么地方的发展都要与生态环境相适应。这些理念都在调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我国也面临区域发展差距较大、部分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十四五”时期, 要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空间格局,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有序推进产业转移,加快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着力补齐小康短板

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4 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一些短板,如何加快补上,实施精准攻坚? 

张军扩:补齐小康短板很重要。补齐小康短板,首先要认识小康短板,而认识小康短板,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小康。

其实小康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概念,但是中等收入这个概念中国人听不大懂,所以用了一个中国人能听懂的概念。有一个说法比较形象,小康就是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还好过。因此,我们要补短板,要从虽然不富裕、日子还好过这点去找我们的短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有一些人收入还达不到小康标准,所以,他日子还不好过。有些特殊的区域、特殊的人群,例如老弱病残、集中贫困区,我们还是要通过加大扶贫攻坚这些方面的力度,去解决它。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可以说, 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克服这些短板和弱项,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从群体构成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脱贫问题。这部分社会群体已经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很难通过当地产业的发展、自身就业能力的提升来实现脱贫。要实现这一部分群体脱贫,需要加大在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通过社会保障进行兜底。同时,还要建立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机制,防止出现已经脱贫人口因病返贫、因残返贫的情况。

二是从区域分布看,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这些地区往往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差,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要实现这些地区脱贫,必须加强中央统筹,在产业布局、资金投入、人才支持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 将更多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集聚。有条件的地方要进一步加大生态扶贫、异地扶贫搬迁力度。

另一方面,与民生公共服务密切相关。近年来,通过中国民生调查项目我们发现,人民群众有时面临的一些民生问题,不一定都与收入水平相关,比如上学入托、医疗卫生、环境质量等方面,也存在不少民生的短板,也要努力去解决。从对策上来讲,一个是集中财力,加强重点。二是加快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比如教育、医疗这些方面。三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加强相关领域的政府监管,比如食品安全等。

五年规划能够集思广益,智库肩负重要使命

中国发展观察: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力不断提升。如何评价13个五年计划(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 

张军扩: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一些外国朋友谈起中国经验,都会提到五年规划,我们到国外访问交流,五年规划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那么,五年规划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其实,五年规划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它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发挥着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确定目标、明确任务和举措等作用。比如现在开始讨论“十四五”规划,我们首先就要总结“十三五”做得怎么样,哪些地方做得比较成功,哪些地方做得不怎么成功,经验是什么,教训在哪里,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调整,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分析“十四五”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 目标、战略、政策如何确定。

五年规划之所以管用,在于它不仅能够集思广益,还能提振信心, 统一思想,保持政策连续性。当然,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搞这个五年规划(计划),或者搞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它需要一定的条件,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关键。我国五年规划的重要判断和战略, 都是在党的会议上决定的,而且一旦定了之后就在全国学习和贯彻落实,一步步往前走,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条件。

中国发展观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我国重要的国家高端智库,您作为中心领导,如何评价智库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面向未来,在国际国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智库又将担负怎样的责任与使命? 

张军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而产生的。40多年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心都参与了国家重大决策的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不少重大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特别是发挥智库作用尤为重要。因为现在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形势越来越复杂,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从而对决策咨询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既要求我们有战略谋划,也要有战术性的意见。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在未来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会肩负越来越重要的使命。

与智库所肩负的使命相比,我国智库的发展还有一些不足,也面临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库数量虽然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具有较强专业水准和战略谋划能力的高水平智库尚显不足;其次是智库在人才、经费等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一点在政府智库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的发展,习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他指出,智库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提高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习总书记的指示,不仅明确了新时期智库的定位和使命,也指出了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作为智库工作人员,要把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好,使我国的智库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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