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河
“文明型国家”（civilizaitonal state）一说源于哈佛学者白璧德，指“一个国家代表一类文明”，比如中国。在亨廷顿那里，“文明型国家” 又被称为“某个文明内的核心国家（core-state）”，比如美国是西方文明里的“核心国家”，俄罗斯是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等。在这里，“文明型国家”不仅指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也可以指年轻的现代国家。
“文明型国家”如何善用其历史资源提升文化影响力？对这个问题， 国内文化影响力研究领域长期关注不足。提到文化影响力强国，人们往往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不仅拥有先进的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持久的科技创新能力，还拥有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和领先的传媒技术。但确实有些不够发达的“文明型国家”，它们虽在综合指标上不及发达国家，却在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方面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并通过善用这些资本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譬如沙特、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
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研究文化影响力，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一国的文明史资源是塑造其当代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文化资本
近来，笔者考察了Y&R咨询公司和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专家编制的“文化影响力”测度测度指标系统，美国南加州大学外交研究中心联合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共同发布的《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以及我国一些“文化影响力”测量体系研究报告。笔者一个观察是，这些对文化影响力进行测量的学者大都具有科技、商业或政治学背景，因此其关注点大多聚焦在如下问题： 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将文化置于其政策优先地位，一国的文化产业（包括时尚产业、娱乐业）的活跃度以及相关文化贸易的活跃度和顺差水平，一国使用政府手段推广其语言文化的力度等等。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关注一国的文明史资源对该国提升其现代“文化影响力”具有怎样重要的影响。
所谓“文明史资源”包括： 一国在历史上属于哪个文明圈？它在该文明圈中处于何种地位？等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明是最大单位的文化，是把‘我’ 与‘他’区别开来的最大文化单位。”其主旨是说，“文明”是超民族国家的文化单位，是一群认同相同或相近文化价值的国家群体。该国家群体共享的文明体系既可以是在文明早期生成的，如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形成于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可以是公元7世纪出现的伊斯兰文明和公元15世纪强势崛起的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也可以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西方文明，如英国、法国的殖民主义文明等。这些文明有些是和平产生的，有些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手段催生的，无论怎样，这些文明都构成了当今世界文明地图的基本板块。任何国家要向世界推广其语言文化，如果不具备这种文明板块地图意识，很难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更可能在文化推广中遭遇各种形式的文化抵抗。简言之，文明史资源可以构成一个国家展开其文化影响的首要“文化资本”。与缺乏这种文化资本的国家相比，一个累积了大量文明史资源的国家在推展其现代文化影响时具有一种强大的先天优势。
英国法国将负面的殖民遗产转化为强大的现代文化资本
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美国无疑是个“核心国家”。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凭借其强大的现代科技和文化工业实现的。十多年前，德国学者麦格斯称美国是个“HHMM国家”，即一个以哈佛大学–好莱坞– 麦当劳–微软（Harvard-Hollywood- McDonald-Microsoft）作为其文化标志的国家。这些标志毫无疑问都散发着强烈的现代气息。不过，除了高度现代的美国外，西方的亚文明圈里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历史资源相对丰厚的核心国家，譬如英国和法国。
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从17世纪到19世纪，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它在其他国家留下的大量文化遗产，无论是英语文学、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建筑遗存还是英式的生活方式，无不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殖民色彩当然是负面的历史遗产。但进入20世纪，随着英国实力衰退，旗下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如何维持英国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联系就成为重要课题。193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 创设“英联邦”，要求其成员国基于共同历史背景，维持彼此独立但自由平等的关系。2013年3月11日， 英国女王签署英联邦首份阐述其核心价值观的文件——《英联邦宪章》。《宪章》总结阐释了54个联邦成员在民主、人权、法治、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等16个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原则，旨在维护联邦成员间的紧密联系、维持英国在联邦的影响力。至此，英国显示出将其历史上的负面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文化资本的姿态。
英国在世界上留下的最重要文明史资源是英语。近几十年来，不少国家都将向海外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化当作一项基本国策，如德国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日本的日本文化中心、韩国的世宗学院等，但唯独英国不需要专门提出海外英语培训计划，因为英语在全球高等教育、互联网、国际组织、学术著作等领域，一直是全球通用的“世界语”。今天，英国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家国力规模日渐缩小，但凭借英语，它在文化影响力或软实力榜单上始终名列前茅。
随着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普及， 英语独揽了互联网90%以上的信息资源，由此对西方国家另一个亚文明圈的核心国家——法国——构成了强大威胁。可以说，20世纪以来法国捍卫自己文化、推广自己的文化的主要动机，是要抗衡来自英语世界（以美国为代表）日益增长的文化压力。为抗衡这种压力，法国聚集了法语文化圈的多国，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国际组织，将多项自己的文化政策诉求转化成国际文化政策。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在法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0月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促进与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
深入观察一个多世纪来的法国， 不难发现，这个国家善于利用国际社会的平台维护那个以它作为核心国家的亚文明体系，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效。这里需要明确以下几个事实：
其一，法国在18世纪是个世界性帝国，法语在当时世界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从文化影响力角度来说，法国曾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即一个代表着独特文明类型的国家。
其二，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 法语文明分别经历了来自不列颠帝国和美国的两大冲击。在此背景下， 1883年法国成立了以推广法语文化为宗旨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目前共有1100个机构分布在130个国家。而从20世纪上半叶起，法国一直是应对美国好莱坞文化冲击的最强大的抵抗者。1958 年，法国明确将电影划归文化部管辖，从而彻底淡化了它的“文化工业”属性。此后，法国在乌拉圭回合当中提出“文化例外”，1994年又在国内推出旨在限制英语使用的“杜邦法”，这一切都表明法国在维护自己文明地位方面的不苟且态度。
其三，法国为维护其“文明型国家”地位所作的最重要努力， 是在1970年联合其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建立“法语国家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French Speaking Countries）——这是法国将其负面的殖民主义历史转化为强大文化资本的成功举措。该组织总部在巴黎，1986年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目前已有56个正式成员国，19个观察员国，覆盖9亿人口，其参与国数量大大超过了英联邦组织（53国）。它已经成为法国施展其重要国际影响的重要平台。
其四，至少自上世纪90年代起，法国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的便利，在法语国家联盟的大力支持下，联合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成功地将用以抵制美国主导的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文化多样性”观念，变成了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缔结的国际公约， 从而使其成为国际法律文件。
不仅如此，在《文化多样性公约》实施工程中，法国也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笔者2009年到2013 年担任教科文组织设立“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IFCD）六人评审委员会成员。在4年的工作中感受到该基金组织受到某种操控，其基金项目的评审结果明显向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倾斜。根据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统计的结果，2010年，全球有31个项目获得“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资助， 属于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和前法属殖民地的国家有19个，其中16个在非洲；2011年获资助的17个项目，属于法语国家的有5个，全在非洲，还有一个加勒比国家以前一度是法国殖民地；2012年13个获资助项目中有3个法语国家，全在非洲。上述观察表明，在非洲并且属于法语国家组织（56个成员国）的国家，获得资助的项目比重相当大，三年来共24个，占获资助项目总数的40%。尤其是第一年，非洲法语国家获资助的项目总数占比高达51.6%。整个受到法国影响的国家为19个，占总数61%。
来自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的项目申请者成为“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最大受惠群体，这种状况与《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应用指南》条款4.5中申明的“区域平等原则”（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fund）是相冲突的。但无论怎样， 法国以其几十年来的文化政策实践告诉世人，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文明型国家”，就要具备使“我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使“我的理想” 成为“我们的理想”，使“我的文化诉求”成为“我们的文化诉求”的政策想象力和执行力，而这是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至高境界。
对中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塑造文化影响力的思考
除了上述英联邦、法语国家组织之外，伊斯兰世界也是当代世界中非常显眼的政治文化板块。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利用伊斯兰会议组织、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重塑文化影响力的做法也值得关注。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相关国家身上清晰地看到其是如何利用种族想象以及语言、宗教和历史记忆资源来重建文明圈，并力争在该文明圈中充当核心国家的角色。而与这些国家相比，曾经长期充当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核心国家的中国目前境况不甚理想：尽管中国在过去7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骄人成就，但由于在过去100多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时是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彻底解体的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历史记述等各方面渐行渐远。2004年以来，伴随“文化走出去”的实施，我国孔子学院快速发展，目前有500多所，遍布全球。这应当是我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塑造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我们高度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利用文明史资源构筑相关国际组织，维系、重塑或提升其文化影响力的做法。这是因为， 在历史上生成的文明史资源是相关国家群体共享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的恢复可以推进相关国家形成彼此高度亲近、高度认同的文化统一体。英联邦、法语国家组织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一旦具有这种资源，相关国家推进其文化影响力就能够达到《老子》所说的“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的境地。这也是我们这个曾经的中华文明圈核心国家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