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漕运与“河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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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 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 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 《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 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 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 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漕运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的大规模运输活动。它事关“国之大政”,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但漕运本身也存在许多弊端,明清时期漕运“河海之争”所折射出的就是其困境之一。

“国之大政”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没有哪一项大规模、有组织的运输活动能比漕运更重要和更持久。关于“漕”,《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水转谷也”,即通过水道运输粮食。通过陆路运输粮食一般称为“转”,也就是“车运谷曰转,水运谷曰漕”。对于“漕运”,广义的解释是一切水路运输,狭义的解释如《辞海》所言,是“中国历代对地方政府将所征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水路运输(有时包括部分陆路运输)的称呼”。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国家运转的基础是赋税征收,需要将税粮等征收到的物资运往京师、边关等地。在基础设施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无疑具有一定优势,于是漕运成为中央集权政体下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它不仅起到平衡经济、保障供给的作用,也与政治稳定、国防安全、赈灾救济等紧密相联。康有为总结,“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

漕运始于先秦,最初规模有限,主要为军事行动服务。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开挖了一批运河,如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开凿的堰渎,吴王夫差开凿的胥浦和邗沟, 魏国开凿的鸿沟,齐国开凿的淄济运河等。在施工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挖这些运河,最直接的意图是运送军队和军粮。到秦汉时期,通过水运方式运送军粮渐成规模,如《汉书》记载:“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这里的“黄”指今山东省龙口市,“腄”指今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琅玡”指今山东省胶州市。将在这些地方征集到的粮食运往“北河”,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乌加河一带,以保证在那里作战的军队需要。对于“飞刍挽粟”,颜师古注曰:“运载刍槀,令其疾至,故曰飞刍也。挽谓引车船也。”这里强调了运输时效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战争提出的要求。

除了保障军事需要,漕运还可以使物资实现交流,调节地区间的不平衡。受地理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物产也不相同。粮食等重要生活资料集中于若干较发达的经济区,需要通过运输的方式加以周转。水运以其安全、运量大而成为重要运输手段。魏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出产的粮食需要不断北运,南北之间的水路运输通道于是忙碌起来。据《晋书》记载:“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大规模的漕运以国家行政命令为依托,按照供需关系对重要物资进行时空调配,调节生产,满足消费,也为政府蓄积起一定的战略物资储备,在必要时通过开仓放粮来平抑物价。

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运行体系日趋完善,行政管理机构越来越庞大, 首都地区居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唐长安城108个坊里,常住人口最多时近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清时期的北京都是重要的人口聚居区,而经济重心南移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分离的趋势, 为保证京师的供给,需要源源不断从南方调运粮食,这项任务逐渐成为漕运最重要的职能。为了运粮,元朝开通了会通河,使之北接御河、南通黄河和江淮,同时开通了贾鲁河,使之连通颍、蔡、许、汝等水系,形成水运网络。明朝时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省确定为有漕运任务的地区,通过漕运每年输往北京的粮食确定为400万石,规定农历9月1日前须运抵京城。为加强漕运的管理,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总理漕政,下领十二把总,各率卫所屯丁驻扎在漕运任务繁忙的城镇,以保证漕粮安全、足额、及时运往京城。清朝延续了漕运总督的设置和每年定额输送漕粮的规定,将有漕运任务的地区细化至府一级,进一步加强漕政管理,又大力疏浚河道,全面恢复了京杭大运河,使漕运步入辉煌时期。

“漕弊”丛生

在中国封建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以及朝廷管理机构的不断扩充,都决定了漕运不能被弱化而必须加强, 所以自秦汉至晚清漕运始终存在,且一直是中央政府要办好的大事之一。漕运不仅事关交通运输业,还覆盖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囊括了农业经济下的各个组成部分,漕运的兴盛涉及诸多行业和地区的兴衰。然而,漕运也并非只有益处没有弊端,有的缺点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多数时候漕运主要指的是内河水运,虽然相对安全、便捷,但耗费时间较长,中途周转, 耗费人力也颇多。据《明史》记载:“漕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 与京操十二营军相准。”12万漕军仅是维护漕运安全的,只是参与漕运的人员中的一小部分,人力成本加上其他维护费用,使漕运成本之高达到惊人程度。据清朝《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惟起运本色每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此外有补润、加赠、淋尖、饭食等米,又有踢解、稳跳、倒箩、舱垫等银,在旗丁则有行月,在船只则需修理、打造,在起纳则多轻赀、席板,而衙役之需诈与粮里之藉端科扰,水次之挑盘脚价,犹不与焉。”根据计算,这些“公私耗费”平摊到每石粮食中,大约“需粮一石五、六斗,银五、七钱各不等”,也就是说运一石粮的成本远远高于一石粮。清人黄梦维在《停漕论》中认为“通盘筹算,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何文炬在《折漕议》中认为运一石粮“通计运费已不下二十两”。因为路途远近不同,估算可能有所偏差,但漕运成本高昂是不争事实,为保证漕粮供给,朝廷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经费。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东西走向,明清时期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运河漕运却是南北走向,中间须连续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地形复杂,不仅工程难度很大,而且运河与其他水系争水的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黄河,其季节性特点强,至枯水期水量有限,本来就难以保障沿黄百姓生产生活之需,而为了使漕运不中断,漕运沿途还想方设法向运河调水,或者限制民间截取水源。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曾下诏称:“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朝廷下令: “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因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 则湖水易足,自能济运矣。”

漕运涉及征粮、运粮,中间任何环节都可能被官吏钻空子用来贪赃枉法,对于其中的关节,乾隆八年(1743年)给事中钟衡曾有过详细分析:“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 分廒收米,多系历年积蠹。又恐伊等朋比为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而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而包揽代纳之辈,复潜相串通,恣行无忌,往往有之。”据清朝《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江右漕粮杂费之苦,较正项而倍甚。开仓有派,修仓有派,余米有派,耗米有派。每年征米,或委员佐,或差本官,仆役经承俱有常例,名曰漕费。”明清两朝涉及漕运的弊案层出不穷,李鸿章总结道:“河弊漕弊陈陈相因,一漏尠一蠹薮也。”不仅各级手握重权的漕运官员借机盘剥,就连手中有一些小权的基层吏员、运丁也利用职权牟利。据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记述,洪水季节通过运河上的一些船闸是很危险的事, 稍不留神船只“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入迥溜,人船两伤”,这时闸夫就借机对过往船只进行敲诈,有的公然按所运粮食重量收钱,“稍不遂意,绞关左右,绳缆松紧,闸棍略显神通,磕撞立时粉碎”。

“河海之争”

内河漕运除了上述弊端外还时常面临运河淤塞、黄河决堤、匪患横行等问题,不胜其扰。其实, 将粮食由南方运往北方还有另外的选择,比如通过海路实施漕运。海上运输不存在与农争水、河道淤塞等问题,而且由于海船受吨位限制较河船小,可采取大船运输方式, 使单位成本大为降低。明朝成化年间运送400万石漕粮的成本大约在1200—1600万石粮食之间,运费成本是漕运正粮的数倍,而采取海运,即使将造船的折旧成本按年分摊计入, 运送400万石漕粮的费用也仅约400万石粮食,运输成本约为漕运正粮的1 倍左右。采取海运方式的好处还止于此,海运大大减少了运输的中间环节,消除了隐藏于各环节中的敲诈盘剥,减少腐败发生。海运还可以大为节省人力,大量负责维护保障工作的漕军、运丁可以裁撤,也可转为正规军队,增强国防力量。

正因为海运有诸多有利之处,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呼吁将河运改为海运。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礼部侍郎丘浚就力主海运,他指出: “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此诚万世之利也。”其后,不断有大臣倡言海运的好处,隆庆五年(1571年)山东巡抚梁梦龙上疏竭力主张海运:“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 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明崇祯皇帝时,内阁中书沈廷扬也力陈海运优势,辑《海运书》五卷进呈朝廷。

但是,直至晚清之前海运都没有发展起来,漕运始终以河运为主。究其原因,是因为反对声音太多。反对海运者的主要观点是“海道险远”“损人费财”。在人们的印象中,相对于内河,海上遇到的风险更大,如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将会出现船毁人亡的事故。明永乐年间曾尝试过海运漕粮,从长江口出海运至天津,60余万石漕粮最终只有49万余石顺利抵达,途中损失约17%。但是, 这样的事例只是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以明清时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实施海运完全没有问题,只要勇于尝试,善于总结海洋运输的经验和规律,减少事故损失是完全可行的。丘浚曾详细统计了元朝海运损失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与漕运相比,海运的损失反而更小,海运不仅成本低,而且总体的安全也占据优势。

既然如此,反对者为什么还要坚持河运呢?其中有观念落后的因素, 也有对海洋认识的保守和局限,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利益之争。漕运附带了太多利益因素,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带动了运河沿线的繁荣,形成了“运河经济”,沿线的一些转运中心、仓储中心成为重要城镇,漕运关系到无数人的生计。若海运替代漕运,这些“明星城镇”将迅速暗淡下来。同时,朝廷为保漕粮运输往往不计成本,为一些官吏趁机牟取私利制造了机会。漕运中产生的各种腐败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成为一些贪官污吏不愿放手的地方,只是他们不会明言,于是拿海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说事,放大海运的弊病,从而维持着落后的漕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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