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12月13日23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会上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进展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从举行的时间来看，此次发布会实在非同寻常。与此同时，美方也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发布了官方声明。那么，这份声明透露出了哪些重大信息？如何看待中美双方各自声明中的差异？第二阶段谈判的难点将在哪些方面？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多位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经贸磋商取得重大进展 利于增强全球市场信心
中方声明指出，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中方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处理两国经贸关系必须从大局出发，达成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在经贸、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 将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更好维护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华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在对美经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中方企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增加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口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有助于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本协议有利于增强全球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为正常的经贸和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
双方约定，下一步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协议签署后，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议约定，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和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表示，这次阶段性成果的达成，显示了中美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样的默契和共识。这一阶段性成果经历了风风雨雨，非常不容易，说明双方均愿意通过对话和协商来一步一步解决双方之间长期累积和存在的问题。
“协议总体体现了中美双方相互尊重，兼顾到了双方核心利益诉求，让中美关系回归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同时也给予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一个相对确定、可把控的外部环境。今后我国在对策措施的采取上，也能有更具针对性的目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分析认为，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 不仅对于中美经贸关系，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形势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贸易投资放缓。2018年10 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2019 年7月和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及其关键预测更新已经连续5次下调201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目前的预期值仅为3.0%，为次贷危机以来最低，比2017年的3.8%低了0.8个百分点。且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4%，比该报告4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
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仅有3.0%，低于世贸组织此前预期的3.9%；在世贸组织4月2日发布的2019—2020年全球贸易展望中，预计2019年货物贸易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至2.6%。11月初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上海出席进博会期间预计， 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1.2%，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一年。
“中美是全世界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多亿美元的超大经济体，且本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世界经济增量的50%来自中美两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有望阶段性回稳，有利于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霍建国如是说。
美方称，这一阶段性成果的达成为“历史性的”，是因为这一成果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还是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的。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看来， 随着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美国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而中国也实现了目标——为分阶段解决问题争取了较为充足的时间。
“确实，对中国来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中国需要充足的时间去调整。”霍建国强调，我们须认识到中美矛盾的复杂性。一直以来， 中美双方的根本矛盾并非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公平竞争环境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在一次协议安排中得到彻底解决的。未来的中美关系，未必会完全恢复到合作竞争的状态，还将面临一系列的复杂矛盾或更加激烈的冲突。
霍建国认为，对于美国的霸凌行径和单边主义，我们势必仍将面临一场艰巨的斗争。在短期内，当今世界没有力量能够迫使美国回归到自由贸易体制下。这是由当前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不平衡状况而反映出的利益格局的实际变化。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全球治理的不断突破，世界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对我国而言，关键是要做到保持自身的政策定力，通过第一阶段的签约，加快巩固提升国内经济的稳定性，保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在此过程中，主动化解由中美矛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未来我国能否摆脱掉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贸易格局，将是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加大拓展‘一带一路’和亚非拉等新兴市场，显然是首选举措。”
中美双方声明表述仍存在差异
我们注意到，中美双方在各自声明和解读中，对这次阶段性成果存在不少表述上的差异。对此，王海峰认为，这些符合国际惯例，是可以理解的，反映了双方基于自身利益对这一成果的认识和理解。
比如，在其官方声明中，美方更多地强调中方的承诺，而在同意大幅修改其根据301法案制定的关税方面则一笔带过。中方的声明，则更多地强调了成果对中美双方及对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更多地强调了中方承诺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大局。
陈凤英认为，双方都表达了自身最核心的诉求，中方声明强调了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意义，而美方则更注重实质内容。与中国声明中提到的九个章节不同，美国的声明中包含了七个方面，并提到了“结构性改革”，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性，目标明确。
“双方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整体相对平衡。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主动进行中，中方此次声明中所透露出的改革方向，均为原有计划。” 陈凤英说。
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正是中国促进世界贸易发展，主动融入世界的有力证明，而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只是加快了这些进程。
双方的声明中都提到了“争端解决机制”，中方声明中还提到了“双边评估”。在陈凤英看来，这一机制可能会成为最大亮点，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争端解决机制几乎停摆的当下。
而且，相比于之前谈判中美方提出的单方面“核查和执行机制”，这种双边的争端解决机制无疑更易受到中方接纳。
在日前召开的WTO2019年度第五次总理事会上，因美国的阻挠， WTO成员经过数月讨论形成的改进上诉机构的总理事会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导致上诉机构暂停运转。美国还提出了“非市场政策及行为对WTO的挑战”的议程，并第五次提交有关发展问题的提案，要求取消部分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而这些都使得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陈凤英认为，中美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很有可能会促进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
第二阶段谈判或将更为艰巨
尽管中美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毕竟美方此前已经多次表现“弃约精神”。那么，从现在到签约期间，还会不会发生意外？
王海峰表示，考虑到中美双方过去22个月磋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特别是受各自国内民意、舆论和政治的影响，协议正式签署前，仍存在10%左右的变数。我们应认识到，中美双方对于成果在未来两年的落实，以及第二、第三阶段的谈判磋商，也将会继续面临反复和挑战。
霍建国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当前美国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特朗普总统本人面临被弹劾的压力以及白宫内部的变化。从这点看，美国显然更加迫切地需要达成这份协议，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迫切需要通过这份协议的达成，来显示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取了巨大胜利，以此来证明其执政的正确性。基于此，美方再次出尔反尔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之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12月18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肯定地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首阶段协议确实已达成，这将让美国对华出口翻倍。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协议达成了。”库德洛说，“我们将会把美国的出口翻倍。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称其为促进增长……我认为，这项协议还会带来生意兴隆的好年景。”
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计划在明年1月第一周签署协议时，库德洛表示他们确实希望如此，并说：“我想这是部长级的签署。莱特希泽先生和刘鹤副总理。”
稍早前，莱特希泽曾公开表示， 两国虽然还需翻译校对协议文本，但协议已经“完全完成”。他也提到双方尚未决定正式签署协议的时间和地点。莱特希泽说，协议不会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因为要融合中美不同经济体系需要好多年。
库德洛表示，第二阶段的贸易会谈“很快”就会展开，但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他说，“第二阶段及其结果在某些方面将取决于首阶段的成功，两者将会有联系，如果我们进展顺利，首阶段的承诺得到维持，我相信这将让第二阶段合作更好，更容易办成事情。”
而在霍建国看来，第二阶段的谈判或将更加艰巨。他认为，在第一阶段，中方先行处理了诸如保护知识产权、稳定汇率、扩大金融开放等问题，中方在这些领域的承诺是因为这些改革在国内已经开始启动并且已经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我们需认识到，这些改革和调整， 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调动中国经济内在的发展动能。中国也完全有能力做得到。而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公平竞争环境的认识上，也可能会涉及体制层面更深层次的改革任务。我们须看到这些任务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问题，其调整无疑是需要时间的。因此第二阶段将是更为复杂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当前中国的高水平开放进程正在加快，所以只要国内的改革进展顺利，对外谈判的压力就会相应小一些。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确底线，在坚持原则和维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霍建国建议。
改革开放是掌控中美经济博弈的定盘星
王海峰表示，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必须要理性认识和应对。中美博弈不仅是一个接触、谈判、反复互动的过程，还是在对手、伙伴之间互相塑造的过程。而改革开放是中国最大的底牌，也是掌控中美经济博弈的定盘星。
陈凤英强调，不管中美经贸谈判进展如何，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知：开放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为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并不是做给其他国家看的。
不能否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在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 中国势必会加快改革步伐。一旦迈过去这个坎儿，就能以较短的时间获得长足发展，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
王海峰强调，随着争端解决机制等框架内措施的出现，理性的声音一定不能被任性的宣泄吞噬， 一定不能让情绪左右中美关系，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 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可以成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独特抓手，但是改革开放也不应为中美经济摩擦所绑架。
“只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节奏， 就能有效应对中美经济摩擦， 同时更好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培育科技教育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王海峰判断，未来十年中美关系仍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也是“十四五”时期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最大变量。中美经贸博弈考验的是双方的智慧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