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涛
2 0 1 9 年是新中国成立7 0 周年，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 周年。包括澳门特区在内，“一国两制”构想的落实与制度实践的展开，呼应了中华民族于20世纪后半叶在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与不凡成绩。众所周知， “一国两制”相关政策论述在中央层面的初次提出，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目标设定；在法律制度上予以首次落实，则是香港回归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但是， 这些政策、制度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理念，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政府愿意以一种崭新思维和一种务实态度，来处理国家统一问题，并且由此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最初萌芽与实质运用，是和澳门有关的。
很长一段时期内，内地的理论界对于澳门特区的关注相对较少， 这或许是因为澳门人少地狭，也或许是因为单一产业所附加的显著标签。然而，在笔者看来，澳门是有其独特优势与魅力的；并且，在今日的中国，在国家长远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澳门都是可以扮演有益角色的。
第一， 澳门特区的2 0 年， 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一国两制”从一开始的笼统构想，到之后的制度成型，然后在两个特区作实践中的推进与完善，其概念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也倾注了不止一代人的智慧与心力。从今天的视角回看， 可以说，“ 一国两制”方针和作为其法律化形式的澳门基本法，在澳门地区取得了成功。这是“一国两制”方针的稳定性与延展性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人们乐于把澳门与香港作对比，这并不意外。作为“特别行政区” 概念仅有的两个实际案例之一， 澳门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保障、政治法律建设等， 是如何落实、演绎乃至丰富了“ 一国两制” 的理论体系， 都会被人们深入探究、分析和评价； 而且人们尤其要问， 这个政策的“ 澳门版本” 与“ 香港版本” 所体现的差异， 让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政策本身。我认为， 澳门特区在过去2 0 年的成长与发展， 证明了“ 一国两制” 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 甚至可以说， “ 一国两制” 方针在贯彻于香港问题时—— 这既包括香港特区层面的落实、也包括中央层面的执行—— 所遭遇的矛盾、挑战， 也绝没有否定掉这一方针的初衷与本质。我们逐渐认识到，大国之内的特区治理， 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法律制定得再好，如果缺少共识理解，或缺少善意执行，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澳门基本法当中有很多条文与香港基本法完全一致或几乎一致，但澳门特区能够免于大规模的政治争议或社会对立， 无疑说明，“一国两制”方针完全有机会很好地落实。这并不是说，澳门社会就臻于完美了，其当然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也不太主张把澳门特区践行“一国两制”的一些特点轻易上升为“ 澳门模式” ， 以至于限定、制约了我们对于“ 一国两制” 作进一步探索与完善的努力。但是， 我们特别要警惕一种思想倾向， 那就是， 以某一个特区在一定阶段内的困难、矛盾与争议， 放大为对于“ 一国两制” 构想本身的证伪， 甚至打算喊出“ 一国一制” 这样的极其不负责任的口号。澳门特区过往2 0 年的历程已经表明， “ 一国两制” 仍然可以、也必须可以行稳致远， 关键看各个方面如何同心协力， 如何在核心价值观上互鉴互谅。
第二，澳门特区因其与葡语世界的特殊联系，可以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重要帮助。澳门地区接受葡萄牙管治长达几百年，实际上是“葡语文化圈”的一部分。尽管在19世纪末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 葡萄牙所采取的管治政策使得“葡、华社区”彼此分治相当明显，但总体上看，其给澳门留下的“制度遗产”、“文化遗产”中仍不乏可取之处。仅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 1 9 世纪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改革与法典化运动，延伸到葡萄牙，推动了该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也进一步影响到澳门， 使得澳门在2 0 世纪之后迎来了法律制度的大幅度更新与逐渐定型。实质上，这也奠定了“高度自治”的制度基础。“一国两制”方针的高度智慧在于：一方面必须结束“殖民统治”，完成国家统一； 但另一方面， 并不采取极端的、僵化的、单纯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处理“ 殖民时期的遗留” 。不同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接触、碰撞与交融， 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固有方式， 只要换一种视角， 历史的包袱也能转化为前行的助力。澳门地区原有制度的保留， 使得我国变成一个“ 多法域、多法系” 的复合型法秩序， 这虽然提出了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相互协调的课题， 但也为我国走向世界， 尤其与大陆法系国家、葡语国家加深经贸联系、增进制度互鉴， 提供了极大优势。应该注意到， 近年来， 我国对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与葡语国家——除葡萄牙之外， 还有南美大国巴西、非洲友邦安哥拉、大西洋岛国佛得角、乃至作为东南亚邻邦的东帝汶—的各层次、各方面交往也包括在内。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我国的大国外交、和平发展，一定需要一种更加平衡的国际视野与外交格局，而在这方面，葡语世界是我国对外战略中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富矿， 那么，澳门特区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为祖国提供重要的帮助，再次传递给全世界一个清晰信号， 即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的、尊重的、共赢的。
第三，澳门特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是确保大湾区战略落地落实的重要环节。中央从全局着眼， 确立了“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战略， 这对于促进港澳地区与内地融合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对于澳门而言，要善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对接国家规划纲要，协同广东经济转型，尤其要与邻近地区——如珠海、中山、香港——实现优势互补，从而经济上有所共赢、政治上和谐稳定。在微观层面，以横琴新区为例， 横琴与澳门之间过往1 0 年间的合作发展已经取得了喜人成果， 而未来则会在彼此互通开放、制度衔接上有进一步推进， 这就是充分发挥澳门独特优势的生动案例。在宏观层面， 我们更不能以静态眼光看待澳门特区， 看待大湾区的制度隔膜。“ 一国两制” 方针在改革开放之初推动了国家结构的重大变迁， 在今天，则容许我们作进一步的制度试验、乃至在局部地区的制度试错。澳门特区的区划范围不必是一成不变的。只要符合法治原则、符合宪法与基本法， 大湾区内部不同区划之间， 可以在多方面作统筹安排和融合发展的探索， 这样才能够把个别地区的制度优势， 发挥至湾区全境， 创造出唯我国所独有的“ 一国两制之制度红利”。
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看来， “ 一国两制” 的伟大实践，不止是解决了我们一国之内的历史问题、统一问题， 更是中华民族以全新的、负责任的方式走向世界舞台的一种宣示、一种印证。在笔者看来，算经济账、政治账， 都有失于狭隘，都不如算历史账、民族账来得重要。一定要站在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纵深之间，评价或检视我们现时的制度、政策与应对手法。特别行政区制度仅仅走过2 0 多年， 遭遇误会、矛盾、挑战， 在所难免。没有哪种体制、政策是至优至善、无需检讨的， 而特别行政区制度也同样会在不断地纠错和调适的过程中发展完善、行稳致远。
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