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倪
国当地时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普总统的口信。随后，刘鹤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作为国际事务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伟大国家， 正视分歧、管控分歧，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能够稳定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符合两国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中美两国用一小时的签约仪式，宣告中美长达两年的“贸易战”暂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该协议签署前，美国已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剔除。
协议体现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本质
近两年时间，历经13轮高级别磋商、20多次牵头人电话磋商，这份中美经济贸易协议来之不易。
协议以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有效。协议共九个章节， 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等内容。
中方坚持的三个核心关切（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改善文本平衡性）以及两项原则（WTO规则与市场原则）在协议中都得到了基本体现，同时，美方的核心诉求也得到了正面回应。
“从协议内容看，主要覆盖深化贸易双向合作、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大方面，同时双方将建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及时有效解决经贸分歧。在关税退坡问题上，美方承诺取消部分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可以说， 这是一份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协议，彰显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日前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时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可谓迈出了对两国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正确方向稳定前行。
他特别强调，对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我们不能完全从经济利益的维度去看，这份协议的签署是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决策，首先是起到了“止战”作用，对于避免中美贸易经济走向脱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充分证明中美间经济贸易领域的分歧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 最终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
“中美两国都愿意也都有能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这为降低不确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稳定因素。事实也证明，签署阶段性协议的方式更加符合中美两国实际。”霍建国说。
2月1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中国是一个重信守诺的国家，只要我们同意的事情，就会说到做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履行协议，使其真正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
协议对双方的要求基本上是平衡对等的
“从协议框架和文字表述来看，对中美双方的要求基本上是平衡对等的。这其中，中方在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需要加强的任务可能会更重一些。”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日前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时对此表示，对中国而言，一直以来较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反映出的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认识到，我们用大量的产品和货物贸易顺差换来的是表面上的外汇储备。而削减贸易顺差的努力对于增加中国国内福利将会非常有益。因此在已签署的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中，应该展现出中国需要更加开放、中国经济需要更加自由的意愿。况且，若对照上世纪90年代日美间的经贸博弈来看， 当时日本做出的让步要比如今的中国大得多。“这表面上看是一种让步，实则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霍建国分析认为，协议内容可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公平竞争规则领域，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遏制强制技术转让，汇率稳定和金融开放等方面，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环境和公平竞争层面的要求， 而这些要求恰恰与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相一致的；另一部分是扩大进口。这部分在协议中涉及的比重较大。尽管协议提出，中方将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要在2017 年基数上增加不少于2000亿美元，但从协议整体安排来看，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对进口产品的大量需求将在以上方面起到保障性作用。
中国拥有14亿人口，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力大，扩大进口空间也大，进口美国优质商品和服务，有利于满足我国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2019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超大的市场规模令世界瞩目。
而且根据协议，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中方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国内需求考虑开展进口。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在尊重市场供求关系和尊重WTO规则的前提下去积极扩大进口。”霍建国指出，在此基础上，下一步要想把自美扩大进口做得更好，就必须要平衡好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 不仅要为对方负责，更要对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负责。如果自美扩大进口要建立在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实现的话，肯定会产生新的矛盾。解决这个难题的核心，关键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不断提振国内经济投资和消费能力的前提下， 通过提高增量的部分来实现扩大进口，而不是通过平衡贸易转移的方式来完成扩大进口”。
王海峰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中美关系在变中调整，既要兼顾双方的利益，还要兼顾第三方的利益。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我们相信，中美两国能够通过适应和调整，共同打造出一条双赢的发展之路。”
把握协议签约契机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尽管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仍需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突出，需要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协议签署契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加力开放。
首先，从加强国内高水平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方面看，霍建国认为，应重点依托我国2013年以来形成的自贸试验区体系，要优先发挥好已有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快自贸试验区在扩大开放中先行先试的积极作用，为全国积累经验。
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已扩大至18个，形成了“1+3+7+1+6”的雁式矩阵，覆盖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霍建国认为，这样的自贸试验区体系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有力尝试，更应是今后重点关注的主抓手。
“另外还要进一步发挥海南自贸港的作用，加大对自贸港的开放探索力度。海南尤其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还需再加快，不要认为有些领域有风险就不敢去尝试。”霍建国说。
第二，在思想认识层面，各级政府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通过改革和创新，更好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增加自美进口等方面有过度让步之嫌，这实际上就是过去传统思维与新思维产生碰撞的表现。历史上，中国的历次改革都面临着此类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朱镕基总理在去美国进行最后一次决定性谈判时也曾面临当时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在王海峰看来，解放思想，真正从认识层面打破传统思维的藩篱， 是今后改革的关键点和最难点。
第三，瞄准WTO改革趋势。尽管我国目前还不是美加墨贸易协定（USMC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参与方，但并不影响我们作为影子成员积极参与其中。王海峰建议，对于在USMCA 中发展突出的国家（比如加拿大）， 以及CPTPP中开放水平较高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发展标杆，主动开放市场。
使命与担当：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战略
诚然，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此“高枕无忧”了。那么今后，中国与美国——全世界最重要、最强大、最有活力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对中国来说，今后是否需要把我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外说得再清楚些？
王海峰分析，事实上，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关系就开始面临着调整。而这种调整是一种动态的调整，需要中美双方的领导者和战略家们从思想层面及时与之相适应。我们不能停在一个静止点上去看待中美关系。“入世”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都在快速上升。美国需要适应中国的这种变化，中国也同样需要适应在自身上升过程中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因此，中美两国既需要互相适应，也需要互相调整。
对于当今国际秩序的改变，霍建国坦言，我们不应该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因为造成当今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力量并非来自中国。
具体来看，首先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总体可以理解为“东升西降”，即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和实力在上升，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在下降。这直接导致了以美欧为主体的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为继，他们迫切需要约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由此形成了新的矛盾。这是当前国际秩序对抗性矛盾的主线。
其次是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冲突态势越发明显。如中美矛盾、美欧矛盾、美日矛盾等等，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由于美国违背了现有国际秩序发展的基本原则，一味强调美国优先而导致新矛盾的产生。但更普遍的问题是，至少在目前世界排名前20的国家中， 各国都想提升自己的位次，竞争意识也都很强，其目的都是希望不断通过国家战略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崛起速度确实是相对突出和醒目的，但像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尼等也都是典型的后起之秀，这些国家同样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规则制定中。而各国发展理念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竞争规则、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美欧过去强调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但现在来看，美欧也做不到这点。美国所强调的美国优先政策，已经将规则全部打乱。过去的国际经贸规则是以欧美为主制定的，如今他们发展慢了，认为自己亏了， 所以试图推倒重来，重新制定经贸规则，无法驾驭WTO就企图利用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以新规则来替代WTO规则。这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很多新的矛盾。”霍建国说。
第三是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之争。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发展模式大致分两种：一是自由竞争模式， 二是国家战略驱动模式。美欧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与规则正在面临强烈的改革要求，其过程将是漫长的。当今世界，可以说各国都在探求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而在外界看来，中国的优势更多体现在制度层面。霍建国指出，对我国来说，实际上要探索解决的恰恰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边界问题。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模式， 更不能说中国已经在引领和主导世界发展潮流，我们应冷静客观地去看待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变化，在处理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逐步扩大自身影响力，使我们的发展理念与模式能够被更多国家认可和接受。如此，才能使中国在全球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霍建国总结说，长远来看， 中国的很多诉求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即便是在经济利益层面做出一些让步也是值得的。中国要维持影响力甚至形成主导力量，关键还是要自强。踏踏实实地将中国特色的模式发展好，就是成功的最好证明。所以我们还要注意积蓄力量， 埋头发展，做好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矛盾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