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芳
我国认识和利用中草药历史悠久。远古即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毒”的传说，2500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载了130多种植物。传统中药采集和种植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化分工裂变而催生的中药农业，已成为与食物农业、饲料农业、加工原料农业并列的分支，构成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医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超九成确诊病例患者使用了中医药治疗，疗效在90% 以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分享的战“疫”经验之一是“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中国医疗专家组携带中药制剂支援国外抗“疫”；连花清瘟胶囊出口荷兰、伊拉克等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拉动了国内外市场对中药材的巨大需求，世界中医药热正扑面而来。我们必须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抓紧构建独特的中药农业产业体系，推进中药农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建设中药农业强国和中医药强国。
中药农业的基本特征
中药农业是利用药用植物、动物、菌物等生物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中药材产品的生产活动。它既有“母体”普通农业的属性基因，又有其独特的功能、属性。主要表现在十一个方面：
一是生长环境特殊。中药材的分布和生产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无论品种、产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的地域性，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和天地自然最佳组合的产物。药王孙思邈说“用药必依土地”，说的是药材的道地性，对土地的要求比普通农作物特殊。现代科研证明， 中药产地不同，土壤的理化性质、微量元素含量也不同，药效就有差异。如产于河南焦作的怀地黄， 其有效成分梓醇含量为0.435%— 0.811%，而粤鲁陕等地所产，含量仅为0.01%—0.06%，故怀地黄以焦作产为优。国医大师金世元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市曾把全国各地道地药材集中在昌平进行培育。但不管怎么创造条件精心种植，不仅长势令人失望，药用价值更是无从谈起，原因就是离开了原来的生态环境。
二是管理要求不同。普通农作物种植多为大田种植，而传统中草药多不与粮争地，喜欢长于深山峻岭、田边地头水岸；与大田作物追求新品种、大产量不一样，中药材生产提倡挖掘老品种， 回归传统，以保证道地性和药性；普通作物追求快产快出，但中药材须达到一定的种植时间；大田作物是“顺境”出产量，管理上要精心呵护；而中药材是“逆境”出品质，管理上要求仿照天然生境，以保持其抗逆性。
三是采收加工条件特殊。中药农业对栽培、采收及加工方式比普通农业更为讲究。孙思邈说： “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以时采收，与朽木不殊，需费人功， 卒无裨益。”指出药材采收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最为适宜，否则必然影响药效，甚至变成次劣药材。因而民间有“适时是宝，过时是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知母黄芪随时采，唯有春秋质量高”等说法。至于炮制与加工，也对道地药材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用料、火候、生熟都极为精细、讲究。道地阿胶制作时，需要东阿当地的纯种黑驴皮、东阿水及特殊的熬制工艺，才使东阿阿胶具备特有功效。
四是基本功能特殊。普通农业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温饱，二是口感。而中药农业是为了丰富和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即防未病、治已病，活得健康，延长寿命，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中药农业这一特殊功能，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延续的秘笈。人类历史上曾发生大大小小无数次瘟疫，我国仅从西汉到清末就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中医药庇佑我们不仅存活下来， 还开枝散叶成人口最多的族群， 使数千年文明得以传承，从未出现过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场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甚至灭族、灭城乃至亡国和文明消失的悲剧。2003年的抗击非典和这次新冠肺炎阻击战，都向世界证明中药仍是当代抗“疫”的宝贵资源，中药农业是有效抗“疫”的物质基础。
五是经济价值更高。中药农业的收益，往往高于普通种植和畜禽养殖，其加工效益更是倍增。古人即有“一亩药，十亩田”之说。据湖南省调查，普通药材每亩纯收益上千元，种得好的珍稀品种每亩纯收益可达5000元，实行GAP种植，销售收入至少还可提高30%以上。在黑龙江省，干贝种植效益是玉米种植的100倍。安徽省食用菌行业协会调查显示，一亩标准化赤灵芝大棚，年产孢子粉和子实体产值7万元左右，高于大棚蔬菜收入数倍；加工成破壁孢子粉，品牌产品产值可达百万元。日本一种风靡世界医药市场的用于肿瘤切除后的“天地欣”注射剂，就是一种香菇提取物，一针卖到1680元。
六是市场需求更广。从古至今，中药不仅中国人吃，外国人也吃。中药在国内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有众多中药材交易市场和数千家药厂的原料需求。在国外，中药农业的国际市场也日益扩大。目前我国中药类商品已出口19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世界40亿人在吃中药。任何一类普通农产品都不可能卖到这么多的地方，拥有这么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次新冠疫情后， 中药农业的市场广域性和消费者数量，更是普通农业难以逾越的。
七是资源禀赋独特。据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我国现有中药资源12807种，远比普通农作物资源丰富。按地域，古有南、北药之分；按民族，则有藏、蒙、维、傣、苗药等等之别，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中药资源宝藏版图。普通农产品如粮棉油肉蛋奶等，大多数国家都能生产，而中药虽有部分进口品种（如檀香、砂仁、公丁香、肉豆蔻等），但绝大多数药材原产地都在中国大陆，其生产、加工及使用的理论、方法、技术基本都掌握在我国人民手中。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药农业在世界农业市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非普通农业所能比拟。
八是品种相对稳定。多数农作物需要不断改良品种，通过选育、杂交、细胞融合、基因工程等技术进行良种培育、品种更替。而中药材不同，其基原非常稳定，不会随意变更。按照《药典法》规定，一个新品种要成为中药品种的基原， 需要经过复杂的药理、毒理实验， 甚至通过等效性研究。这样，应用诸如远缘杂交、转基因等现代技术培育的品种，很难成为药材的品种基原。因此，药材品种具有更加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常规育种方式也是药材品种品质进化的手段，但须严格遵循《药典法》，技术突破的难度较大、试验周期较长，以确保药材药性。
九是本质属性独特。普通农业属自然科学，其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中医药自古被称为“生生之学”，中药农业的属性既是自然科学，又是人体生命科学，须同时遵循自然、经济和人体生命科学规律。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等药性，本质是药症对应，即对人的生命运动进行生态性调理，进而防病治病、保护人体健康。钟南山院士谈及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时指出：“中药可以预防病毒进入体内、进入细胞内，如果病毒进入细胞内，中药可以预防它繁殖。中药还有一个全身性调节作用，这是中药的特色和长处。”医生的大爱仁心，就是通过中药的这种机理来实现的，这正是中药农业特殊作用和本质属性的体现。
十是社会认同度高。我国有数千年的食药同源传统，国人对中药农业及其产品的养生、治病作用认同度很高。童叟妇孺几乎都能顺口说出几味药材的名字，知晓其基本功效。一些流传千年的民谚，一句话就是一剂简便廉验的单方，如“枸杞养肾，菊花败火”“若要睡得好，常服灵芝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红枣加黄芪，补血又养气”“萝卜缨子不要钱，止泻止痢赛黄连”。其中一些食药同源的普通农产品，人们是从药的视角、从自身健康的需要进行提炼和概括。这种源于民族基因传承的社会公认度，给中药农业烙上了特有的鲜明历史记忆，绝非耗巨资进行品牌宣传能得到的。
十一是文化元素独特。中药是有内涵、有灵魂、有文化传承的健康产品，也是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中国式原创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药因此成为代表国家形象的特色文化元素。去年发布的《2018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是我国首份国家形象调查，涵盖世界主要区域22个国家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餐、中医药、武术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 占比分别为55%、50%和46%。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话：“我相信，一个中药， 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个贡献。”作为国粹的中医药物质文化符号闪耀世界，中药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鉴于中药农业的特殊性和当前发展中药农业的紧迫性、重要性， 笔者认为，应将中药农业从大农业领域中分离出来，单立门户，构建完整的中药农业产业体系。
构建中药农业产业体系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中药农业发展迅速，1996—2016年，其产业增长36 倍之多，其中种植面积达到5070万亩，占世界第一位；中药饮片规模20年间增长了416倍；同时中药材出口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仅占世界植物药销量的2%，日本汉方药则以90%的份额稳居第一，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占5%-7%。据海关数据，2018年， 我国中药贸易出口总额39.09亿美元，绝大多数是中药材和低附加值的植物提取物，其中中成药仅2.64 亿美元，折射出我国中药农业发展水平的落后。故业内有 “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说法。有专家认为，与普通农业相比，中药农业要落后二三十年。
造成我国中药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固然很多，深层原因则是支撑中药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尚未建立。把脉我国中药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体系构建缺失而致的 “病灶”，起码有以下五点:
一是管理上“九龙治水”。中药农业包含一二三产业，管理线长面广，涉及农业、林业、海洋、矿物、卫健、中医药管理、市场监管、科技、工信、地矿、海洋等十多个部门，业内称之为 “九龙治水”。比如，中药材及其饮片在总体上属于国家药品监管局负责，但在其进入饮片厂之前，中药种植（包括食药用菌）归农业农村部门主管；野生动植物（包括林下中药材经济）归林业部门；矿物药归地矿部门；海洋药归海洋部门；而中药饮片的生产和流通，又涉及中医药管理、药监、卫健、市场监督等多个部门。部门职能有交叉、分割而治，中药农业的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加上中药农业发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等原因，严重制约了中药农业发展。
二是药材质量堪忧。中药的生命力在疗效，而疗效的一端是药性，药性取决于药材的道地性。就药材而言,“毁掉一个品种的最好方法就是换地方栽种”。而现在药材种植的突出问题恰恰是由于质量标准、监管体系未建立，道地药材非适宜区无序引种、大面积扩种，一些道地药材不地道，药性弱、品质差。过去“一家开药铺，十里飘药味”，现在鼻子凑到跟前也闻不出很常见。中药材种植普遍套用大田生产模式，大肥、大水、打农药， 与种庄稼没两样；部分药农受利益驱动，缩短生长年限“抢青”、非适宜季节采挖；加工时搞硫磺熏蒸、染色等“面子工程”，化学浸泡增重掺假；至于保持中药药性的炮制工艺更是几近失传。老百姓戏称：药材姓“材”还是姓“药”， 吃到肚里才知道。治病救人的中药材“病”了，即使大夫再好，开的方子再好，吃了也没用。对此，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曾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医将亡于中药！” 这绝非杞人忧天。
三是药材良种缺乏。突出表现是品种短缺。历史上中药材的种子种苗，主要依靠野生资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大力发展药材人工种养，种子种苗“自繁自用”。如今60多年过去，药材的种子种苗供应量仍有70％以上来自这一块，而且盲目引种、无序扩种药材，对道地品种无异于“逼良为娼”。同时，种子种苗基地和市场规模较小，管理混乱。目前全国平均每年药种用量1500多万公斤，种苗用量800多万公斤，但供给的品种退化、混杂严重。另一方面，中药材良种繁育研发力量弱、成果转化难，现有良种推广率不足10%。令人担忧的是，长期重采轻育、过度采挖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了野生药材种质资源流失及退化严重，濒危品种增加。中药材大县安徽省太和县历时五年的资源调查表明，境内中草药野生资源的种群、品类和数量，较20年前大幅减少，有些已难觅踪影。药材种质是生物传递给后代的一整套基因，也是保证药材品质和道地性的基础和前提，丢了种源，就是丢了中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生产水平落后。首先是中药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田间生产、采收和产地初加工环节的机械化严重滞后，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极度匮乏。其次是中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种植仍以千家万户分散为主，大部分种植户对药材营养元素的需求种类、量、时期，对水分需求量、时期特点不清楚；播种、除草、采收、清洗、干燥大部分环节依赖手工操作，按GAP严格实施规范化生产的基地尚不到10％。目前人工种植的200个重要品种，仅有70个左右建立了GAP基地。再是中药农业加工体系尚未建立。产地初加工水平落后，加工方式和规格混乱，很多道地药材失去传统的炮制方法，造成药性减损。目前中药材原料利用率低于30%， 70%的剩余物被作为废料排放。至于深加工更是短板，中药制剂水平远落后于日韩。
五是市场与信息滞后。突出表现在产供销严重脱节，未形成产业利益共同体。中药农业信息化特别是质量安全追溯应用普遍落后于设施种养业，更遑论建立信息化体系。药农种植普遍缺乏有效透明信息指导，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基本上是凭经验、随大流、跟着感觉走。传统中药材市场交易方式落后，市场持续萎缩。由于药材品类繁多、专业性强，大型综合电商平台普遍关注不够； 专业电商平台又缺乏交易规范和标准，影响了线上线下对接。中药材市场信息扭曲失真， 时常出现药材周期性过剩或短少的波动，“皇帝女儿也愁嫁”与“‘乌鸦’卖出‘凤凰’价”的现象交替出现，影响药农增收。
以上种种弊端，严重制约了中药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我国中药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障碍。抓紧构建中药农业产业体系，无疑是做大做强中药农业的当务之急。
大力推进中药农业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这既是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也是建设中药农业产业体系的指南针。我们要树立“加快推进”的紧迫感、责任感，瞄准中药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中药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加快中药农业大国向中药农业强国跨越。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建立完善三项制度：一是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为了改变中药农业“九龙治水”现状，建议成立由国家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中药农业联席会议，建立健全统一的协调机制。在农业农村部设立国家中药农业管理局，专门承担中药农业的规划制定、政策设计、工作指导，推进中药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二是建立中药专卖制度。中药资源是我国的战略资源，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战略举措。建议借鉴烟草专卖制度的设计，建立中药专卖制度。这是打破部门藩篱的一帖良药，也是国家健康战略的基石，更是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安全药的最大民生工程。三是建立中药国家战略储备制度。总结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 应系统梳理抗“疫”类中药品种、规模、结构，明确作为应急医疗物资， 纳入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优化重要中药生产、加工能力和区域布局，提升储备效能，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二，加强理论和政策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对发展中医药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要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组织高端智库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理论创新体系的研究。建议设立中国健康农业研究院，开展健康农业、中药农业的理论、政策、规划、标准和产业发展研究，以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指导中药农业发展。组织编辑出版中药农业系列专著、音像制品，加强研究成果传播。抓紧启动我国中药农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农林、卫健、中医药等相关部门也要制订专项规划。借鉴贵州省把中药农业列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做法，自上而下统筹专项规划， 建立专项组织（行政） 、专项班子（技术）、专项资金、专项制度、专项研究，推进中药农业裂变式发展。
第三，推进绿色发展。一是建设中药材良种体系。加快建立中药材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开展野生中药材资源利用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在全国道地药材“七大产区” 建立区域性或省级良种选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国家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区、菌物药资源保育区，开展中药材良种选育，建设一批示范性种子种苗基地。抓紧制定《中药材种子条例》，依法加强良种保护工作。二是发展生态中药农业。大力宣传“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暗，不负山水常绿”的生态中药农业宣言，集中建设一批绿色生产基地、稀缺药材生产基地， 完善基地初加工、仓储物流配套设施，建设一批中药农业重点县和专业集群。规范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将道地药材生态种植技术纳入地方主推技术指南，推广一批配套中药材绿色高效生产技术。三是发展循环经济。根据道地药材产区多在山区和偏远农村特点，力推中药材无公害生产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发展林下药材种养。因地制宜，利用废弃农林作物和畜禽废弃资源， 发展珍稀药用菌产业。加强药材资源循环利用，推广中草药下脚料、菌物药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生产加工“一药两料”（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动物饲料）。近年来，部分药材产区的新农人利用加工后的黄芪、香菇、灵芝等下脚料和废弃菌棒喂养畜禽，饲养的菌菇鸡、中药猪等成为网红，供不应求，值得推广。
第四， 强化质量监管。药材好，药才好，好药材要靠“种（养）出来”“管出来”两手抓。要突出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工作，依法推进地标产品保护，五年内实现道地药材产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全覆盖。以药材生产、收购、流通为重点，推进药材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尽快实现道地药材产品标准化、标识化、可溯化。鉴于药材种养、加工品规繁多，追溯难度较大，应分批实施，首选迫切需要追溯的大宗品种、高价品种、食药品种，建立覆盖药材生产销售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加强中药农企的主体责任，保障药材生产用药施肥安全。选择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资金投入、基础建设、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方面鼎力支持，推动建立严格的企业标准，尽快实现药材“三无”（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素、无农药和重金属残留） 及全程追溯。推广RFID电子标签、赋码技术、可视化监控等技术手段，加快开展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试点，打造可视、可控、可溯、可信的中药农业品牌。
第五，补齐科技短板。按照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思路，加强产学研、农科教结合，狠抓科技攻关，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一是补生产科技短板。开展对中药材快繁技术、连作障碍、生态防控、产地环境控制、产品加工、运输、储藏等共性技术攻关， 积极开展重点大品种和菌物药“植物工厂”的技术研发推广，深入开展中药材成分、药理药效等研究。二是补产品科技短板。首先从中药剂型创新上突破。李时珍《本草纲目》收录了近40种中药剂型，除了现代应用的片剂、滴丸、胶囊、注射剂外，其他剂型几乎齐备。而今天的中药剂型不过43种，只比李时珍时前进了一小步，远落后于日本的汉方药剂型种类。日本的救心丸、真武汤、清肺汤、贴敷剂等汉方药和护肤品，都是中国赴日游客喜欢购买的产品。要聚焦中药剂型的研发应用，从“三高”慢病的食药同源产品和医美产品入手，破解中药饮片、膏、丸、散、针剂及化妆品、保健品、食品的技术瓶颈，同时加强植物药和菌物药生物提取、发酵技术研发。三是补人才短缺短板。国家知名大学、大院和农业、医学院校都要开设中药农业专业，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中药专业学生规模，免除其学费， 提高奖学金，让“中药味”飘香“象牙塔”。加强药材种养、炮制等非遗传承人培养，广泛推行中药“田间学校”，开展“专家讲座+ 直播”线上培训，推进药农培训规范化、常态化，使人苗、药苗共生共长。
第六，创新产业体系。以建立三产融合新业态为切入点，探索新的产业模式。大力培育中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探索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促进分散的小药农与大市场对接。打造现代中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完善订单种植、利润分红、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强化购种、播种、管理、采收、销售“五统一”社会化服务，实施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提高生产组织化水平。大力发展药材加工业。鼓励道地药材产区招大引强，吸引中医药头部企业到产区建立采后鲜加工基地，加强仓储、晾晒场、烘干室、冷藏库建设。引导产地初加工企业按照药品级、食品级、工业级标准，升级加工设施，提高初加工水平，拉长中药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大力发展中药农业体验经济。积极探索“中草药+”新模式，将中药种养与产业扶贫、休闲旅游、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康养小镇建设相结合，大力发展养生保健旅游、药材科普、中医养生体验、中医保健产品开发、中医文化宣传，推广大众参与式评价、数字中药农业地图、数字创意漫游、沉浸式体验，把药味、土味、品味融为一体，让顾客变游客，药园变乐园，线下连线上，增加中药农业产品附加值。
第七， 推动中药入美食。“食中有医、医中有食”是我国传统的养生观。中药、食物一经碰撞，就是美妙的结合。近10年， 我国109个食药同源品种（ 不含大枣、赤小豆）贡献了80.6%的中药材增长，化作人们口中的美食和饮品，造就了猴菇饼干、东阿阿胶、王老吉饮料等一批中药美食品牌。但是，这方面与日韩差距很大。日本从我国进口中药材，除加工汉方药外，多用于药膳和膳食补充剂， 日本全国6 万多家药店，85%销售中药及其食饮产品，进入普通家庭的一日三餐。我们要借鉴一衣带水邻居的经验，大力推动中药入食，要推动中药农企与医药、食品企业建立健康产业联盟，合作开发，不断推出适应现代节奏的各类强身壮体、健脑益智、美容养颜、消除疲劳的健康食品，让人们美食新吃，吃出健康、吃出美丽。我国中医药典籍中蕴藏着大量食疗方子，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了上千种食疗方法。元代以后流传下了不少药膳专著。元太医忽恩慧著有《饮膳正要》，记载230种宫廷菜。明代专门的食疗著作就有30多种。这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要组织中医药、烹饪、营养学专家深入挖掘，研发适应不同年龄和消费阶层的新美食。有关部门、行业组织要出台相关政策、标准，引领和推动中餐文化与中医药文化融合。通过药店、餐饮店示范、媒体推介、协会组织、网红直播、电商推广等形式，让美食拥抱中药，进入千家万户。
第八，建设数字中药农业。目前中药农业信息化水平偏低，远落后于普通农业。要抓住“新基建” 的机遇，采取倾斜政策，实施中药农业“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使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5G等成为药农致富的“新农具”。重点统筹现有中医药信息化平台的资源，搭建“上接天线（市场）、下连地线（生产经营主体）”的信息化网络，做好市场预测，传播实用技术，发布精准信息，促进产销对接。药品监管、农业农村部门要紧密配合，指导支持中药农企品牌进入中药数据库，保障中药品牌质量的安全、有效、稳定与可控，为消费者提供放心消费指引，支撑中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有效供给。推动国家和省级“三类体系”（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食药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农业信息化产业技术体系）紧密合作，加快中药农业信息化建设。围绕食药同源产品， 培育微商、直播、社群电商在内的电商主体，并与大型和专业电商平台对接，让药农种得好、卖得出、卖好价，促进丰产增收。
第九，加快中药农业走出去。历史上，丝绸之路开启了海药、南药进口，成为我国中药材的重要来源和补充。近年来，中医药对外合作发展势头向好。要抓住这次疫情带来的机遇，加大《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落实力度，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中药农业交流合作。大力支持中药农业布局海外， 建立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及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当地中药农业水平的同时，满足国内药源需求。对符合条件的中药骨干企业、新技术企业， 提高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比例。在具有深厚中医药文化传承地区，建立国际中医药创新发展试验区，打造中药农业的战略高地。加强国际间中药农业科研合作，在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上掌握主动权。可设立国家中药标准化研究专项， 在WHO、I S O 等组织制定颁布相关国际标准。加大海外科研合作专项投入，建立海外科研合作基地，推动中成药国际注册和质量标准进入美国和欧盟药典。抓紧搭建中药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成熟的中药产品以药材、医药品、保健品、功能食品等方式在沿线国家注册，做好中药炮制技术和名医、名方、验方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开展中药农业品牌的海外推介，创新宣传手段，注入独特的岐黄文化元素，讲好品牌故事， 推动中药农业品牌融入“一带一路”和全世界。现有的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分别增设华佗医馆（或仲景医馆）和中医药课程，成为推广中药农业的载体和品牌。
作者系安徽大学农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生态农业大数据国家地方联合研究中心学术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