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蝗虫造成的灾害十分惊人，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平均约3年就爆发一次严重蝗灾。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蝗灾仍频繁发生，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为什么在一只小小的昆虫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呢？
“小虫”大灾
蝗灾，指的是蝗虫所引发的灾害，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诗经》有一首《螽斯》，诗中写道：“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就是蝗虫， 《诗经》所写的场景反映出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对蝗虫就有一定认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蝗灾的记载频频出现，如《春秋·桓公五年》记载： “秋，大雩，螽。”这里说的是，鲁桓公五年（前707年）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伴有蝗灾。
类似的蝗灾记载在《春秋》一书就有十多次，秦汉以后，蝗灾的记载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的统计，秦汉时期蝗灾发生的频率约8.8年一次，两宋时期为3.5年一次，元代为1.6年，明清时期为2.8年。另据郭郛等著《中国飞蝗生物学》，近代以前中国的2000多年历史中“大规模的蝗灾达到804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
在历史上，旱灾与蝗灾往往相伴而生，这主要是因为干旱的环境对蝗虫繁殖、生长发育和存活更有利。蝗虫一般将卵产在土壤中，比较坚实、含水量在10%-20%之间的土壤最适合蝗虫产卵，于是旱灾、蝗灾交织出现，加重了灾情。宋人孔武仲在《蝗说》中记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某年七月，其在旅途中遭遇过一次飞蝗过境的场景，“见群飞而至者，若烟若澜，若大军之尘，自西而东，前后十余里，相属不绝”，孔武仲看到农夫们惊恐地奔走相告“蝗至矣”， 还有些不解，问“蝗至如何”，农夫回答：“食我之田，啮我之桑，使我终岁无褐无粮。”宋人张师正在《括异志》中记载了蝗灾造成人吃人的悲惨场面：“熙宁甲寅、乙卯岁，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兽之不若也。悲夫！”
蝗灾多发生于农历四月至九月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飞蝗过境，往往遮天蔽日，所过之处植物被大量啃食，庄稼轻则严重减产，重则颗粒无收。一场蝗灾，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灾民。
“神秘面纱”
令人谈之色变的蝗虫，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种昆虫人们非常熟悉，就是俗称的蚂蚱。蚂蚱，卵生昆虫，属昆虫纲直翅目蝗总科，口大、下巴发达，以植物叶片为食。据统计，全世界的蚂蚱超过10000种，我国有1000多种，分布范围广泛，主要分为飞蝗和土蝗两大类，造成蝗灾的多属飞蝗。
单个蝗虫并不可怕，甚至还挺好玩，很多人都有小时候斗蟋蟀、捉蚂蚱的经历。蝗虫之所以酿成灾难， 是因为它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宋人朱熹注释《诗经·螽斯》时说:“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要命的就是这“一生九十九子”，经科学验证，一头成熟雌性飞蝗一生平均能产卵200粒以上， 最多可达1000粒左右，这样的繁殖能力实在惊人。由于繁殖得太多太快， 就要吃掉大量植物叶片，成为庄稼的致命杀手。
或许因为蝗虫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太强悍，所以人们对这种昆虫逐渐产生了敬畏之心，人们甚至认为蝗虫这种物种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某种东西“化生”而来的，这种神秘观念在古代十分流行，有虾化蝗虫、鱼化蝗虫甚至戾气化蝗虫等说法。一种普通的昆虫，却布满了“神秘面纱”， 误导了抗灾救灾工作，也给消灭蝗虫带来认识上的困惑。
在面对超强自然力量时，人们一旦感到无能为力或不足以与之抗衡， 就会转向敬畏和祈求。既然觉得蝗虫很神秘，是“神虫”，那就用敬神、祭神的办法来解决蝗灾。古人有祭酺的传统，其中祭“蝗神” 成为重要内容，朝廷为此经常安排专门的祭祀活动，如《宋会要》记载：“庆历四年六月，天下螟蝗颇为民物之害，乞京师内外并修祭酺。”这样的活动没有任何科学道理，自然是徒劳的。
许多昆虫可以食用，蝗虫能不能吃呢？能不能用吃的办法解决蝗灾？蝗虫是药食两用昆虫，是可以吃的，不仅现在的人敢吃蝗虫，历史上也有吃蝗虫的人，最著名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628年）“京师旱，蝗虫大起”，李世民视察庄稼长势，看见地里有许多蝗虫，于是“掇数枚”，并对身边的人说：“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说完，李世民就要吞吃蝗虫，左右遽谏：“恐诚疾，不可！”李世民说： “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说完，“遂吞之”。
尽管蝗虫可以吃，但像李世民这样生吃蝗虫还是很危险的。宋朝诗人章甫有一首《分蝗食》的诗，也写到吃蝗虫的事：“田园政尔无多子， 连岁旱荒饥欲死。今年何幸风雨时， 岂意蝗虫乃如此。麦秋飞从淮北过， 遗子满野何其多。扑灭焚瘗能几何， 羽翼已长如飞蛾。天公生尔为民害， 尔如不食焉逃罪。老夫寒饿悲恼缠， 分而食之天或怜。”不过，古人普遍不认为吃蝗虫能解决蝗灾问题，原因很简单，蝗虫是昆虫，不像粮食那样适合人类大量食用，处理不好还容易引起消化道疾病，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用吃的办法消灭不了它们。
治理之策
治理蝗灾还得用科学的方法， 在这方面中国古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发生蝗灾后，首先要迅速上报，这样才能准确判断整体受灾情况， 也为其他暂时没有蝗灾的地区提供预判依据，从而为科学救灾提供指导。蝗灾发生后，历代朝廷在要求地方官员迅速投入灭蝗捕蝗行动的同时，一般还要求各地不能隐匿灾情不报。比如，宋孝宗时颁布过敕令：“诸蝗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即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
对付蝗虫，最直接的消灭方法是捕打，但这种办法不利于对付大规模袭来的蝗虫群，于是人们发明了火焚法，这一招尤其对蝗虫虫卵和幼虫最有效。蝗虫的幼虫称蝗蝻，还没有长翅膀，依靠咬食植物叶茎活命，由于它们不能起飞，所以在其密集处放火焚烧，可收到良好效果。《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年）三月“开封府及京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路百三十州军，并言二月后蝗蝻食苗。诏遣使臣与本县官吏焚捕”。
蝗虫也有自己的敌人，古人对此早有认识，总结出鸟类、鸲鹆、蛙、蟋蟀、蛾甚至寄生小虫等能“食蝗” 或让蝗虫繁殖速度减慢的规律，于是将培养蝗虫的天敌作为治蝗的重要手段。宋朝人车若水在《脚气集》中写到：“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 历代以来，颁布过许多类似这种“禁捕蛙”的诏令，以保护蝗虫的天敌， 让蝗虫死于非人力手段。
蝗灾虽凶猛，但蝗虫本身却是一种“脆弱”物种，除了在动物界有许多天敌外，在植物界也有许多“合不来”的作物。古人发现，供食用的麻类以及各种豆类植物是蝗虫最不喜欢接近的，于是人们有意识地多种这类作物。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发生过一场蝗灾，灾情过后，宋真宗对宰相王旦说：“诸路使臣言，飞蝗多不食豆苗。”王旦回答：“前月蝗飞度河北，乡民方备焚扑，连夕西北劲风，由是不及远自澶以北少害稼者。今麻、豆坚实，不复为虑矣。”
人们在与蝗灾作斗争的过程中还摸索出一个规律，那就是蝗灾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是庄稼成熟时。人们于是认识到，与其等到庄稼完全成熟再收割，从而大量让蝗虫吃掉，不如提前收割。所以，当人们预判到大规模蝗灾可能发生时，即便那时庄稼还没有完全熟透也提前收割。比如，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曾下诏：“闻河北飞蝗极盛，渐已南来，速令开封府界提举司、京东西路转运司遣官督捕，仍告谕州县收获先熟禾稼。”
蝗虫之所以成灾，在于它数量上的优势，所以灭蝗灾离不开广大百姓的积极参与，许多朝代都推行有“以蝗易粟法”，具体做法是：针对无法高飞的蝗卵、蝗蝻，只要进行捕杀， 就可以凭借“战果”到官府按比例兑换成粮食。比如，宋仁宗时规定：“去岁飞蝗所至遗种，恐春夏滋长。其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给菽米五斗。”宋神宗时规定：“得蝻五升或蝗一斗， 给细色谷一升；蝗种一升，给粗色谷二升。”这一招也十分有效，为治理蝗灾立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