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和旅游互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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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聪玲

自2018年初原国家旅游局和文化部机构合并以来,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机制和融合路径等问题,成为各级管理部门、业界和学界关心的热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机制”,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为新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关系如何?如何促进文化和旅游的良性互动?文化和旅游的具体融合机制和路径是什么?如何以城市为承载空间,推动文旅融合的落地实施?这些问题,还值得深入探讨,从而推动旅游业和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总是和一定的族群、场域联系在一起的。而旅游活动则以位移为测度,因此谈文旅融合不能脱离地域要素。国家、城市、乡村、景区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脱离了空间载体的文旅融合,容易陷入大象无形的缥缈困境。文旅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其承载空间和重点区域仍然是在城市。当前乡村地区作为国内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以文化遗产、古村镇、创意酒店、民俗节庆活动等为代表的文旅活动频现,仍然是以迎合城市需求为目的,以城市资本和人才为主导的。

文旅融合古已有之,而城市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空间承载,城市是文化的储存、传播和创新之所。一般认为, 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随着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分工和协作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出现了有闲阶层的文化需求,同时经济繁荣也带来文化精神产品投入的增加,推动了城市中的博物馆、影剧院、艺术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同时,近些年来文化对城市的反哺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在城市的诞生、城市的更新和城市的发展壮大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在《环球城市史》中认为,“神圣”“安全”和“繁忙”是城市的三大特征。如果说安全和繁忙针对了城市的保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神圣则与城市的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往往是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助推力。无论是老工业城市的转型、还是城市老区的有机更新,以工业遗产、文化街区为吸引物,以旅游为依托引入外来需求,激活城市特定区域,实现产业的更迭和升级,成为多个城市经济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城市从区域中心向全国中心乃至全球性城市的成长过程中,文化也发挥彰显城市精神、凸显城市特色、进一步集聚人才和要素的重要作用。2002年,英国《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说明了文化创意产业对伦敦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对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成为城市竞争致胜的关键,而文化特色以及包容性则成为促成各类生产要素聚集的核心吸引力。

文化和旅游的关系则更为庞杂。文化通常是和民族、社群、本土等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是一定的社会族群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具体包括了族群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艺术、规范、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而旅游这一概念则从位移、时间和目的的角度来界定,对短时间离开常驻地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活动定义为旅游( 狭义概念) 。因此文化是与本族群相关的、长期形成的、本土性的,而旅游则是其他族群的、短暂的、外来的。在旅游发展的历史中,文化是旅游最主要的动机之一,文化差异和文化吸引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主要动因。特别是民俗旅游、宗教旅游、遗产旅游等,更是文化含量很高的旅游活动。文化的本土性在于文化是本族群自得其乐的自觉行为,如果文化一旦以吸引外来需求、满足外来需求为目的,则会丧失其本真性,成为舞台化的表演,反而会逐渐失去旅游吸引力。从另一方面看,旅游活动带来的人员交流、物资流动、产业发展也带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甚至冲突,因而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次旅游流动都会拨动文化的涟漪。在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发展中,以文化带动旅游发展,以旅游彰显和传播文化, 形成文旅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无论在世界旅游发展还是我国旅游实践中都有很多成功案例。例如遗产地通过旅游方式实现了保护和利用的平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旅游需求而得到复兴。但是,仍然不容忽视的是,在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中,也存在很多文化冲突、文化变迁的负面案例,例如过度旅游问题,旅游带来少数民族文化的快速变迁、道德水平的堕落、传统家庭观念的丧失等等。因此,在文化与旅游互动发展中,如何促进正向循环而避免落入反向循环,尤其值得深思和警惕。

文化和旅游作为人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并且长久存在。我们热烈地谈论文旅融合问题,谈什么?是文化和旅游的活动层面? 事业层面?产业层面?还是治理体制层面?从活动层面来看,旅游活动即文化活动。从事业层面看, 公益类的文化和旅游产品都是构成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从产业层面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我国都不过40年的历史,各自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体系和产业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对于文化产业9大类、43个中类、146个小类的划分,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同旅游业的诸多领域都存在交叉重叠。而文化投资、文化传播、创意设计等和旅游业各个产业环节在未来仍然有很大的融合空间。经过40年的发展,当前我国36项世界文化文化遗产(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296 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135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2000多个古村镇等都成为发展旅游的主力军。而主题公园、实景演艺、大型演出、民俗节庆、主题酒店等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而生的新业态也异军突起。从体制层面来看,旅游和文化分属不同部门管理,2018年机构改革中走到了一起。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经合并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到1998年设立文化产业司,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向政府主导。同为1982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设立之初就是政企不分,直到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和政企脱钩,国家旅游局才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行业管理上。

在当前语境下再议文旅融合问题, 有非常具体而深刻的含义。当前的文旅融合就是要通过文化旅游治理体制的重新调整和梳理,打破日益固化和条块分割的体制藩篱,促进文化和旅游事业、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技术、市场、资本、服务、产业链条上的整合与重塑。一方面破除旅游产品文化含量不足、文化浅层次开发、文化品位不高、文化附加值低、消费方式不文明,以及传统文化机构运营困难、市场化经营水平低等问题。通过提供更多的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产品,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着眼于旅游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教育功能和传播能力,促进旅游消费中的文化承载、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 弘扬主流价值、提升中华文化的辐射力。

长久以来,旅游都是关系民生和日常生活的“小事”,即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旅游助推了国家战略的实现,其终究是因为旅游具有生生不息的民生基础,才得以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文化包罗万象, 具有非常广阔的内容,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和观念层面。而当前我们谈文旅融合,亟需思考文旅融合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可以融合,哪些不能融合,切忌一窝蜂,一刀切。要细致分析文旅哪些已经融合,哪些尚待融合,哪些是公共产品,哪些是私人产品,还有哪些制约融合的体制机制壁垒需要打通。遵照文旅融合的“十六字”方针“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找到当前文旅融合的突破口来因地制宜地推进。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宏观经济环境背景下,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在城市场景中的快速释放具有更现实的意义。201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 年的经济任务连用六个“稳”字, 并指出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教育、养老、医疗之后,即提到旅游和文化消费问题。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0年要“稳”字当头,产业和消费的“双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进一步释放国内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潜力,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截至2019年末,我国城市数量为672个,在城市这个空间载体范围内,主题公园、游乐园、历史文化街区、博物馆、影剧院、城市公园等已经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当前各省市的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纷纷组建, 文旅融合发展的治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城市层面的文旅融合需要围绕三个方面拓展:第一,引入旅游这个外部需求,推动公益类文化机构、文化设施的市场化运营,提升这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扩大旅游消费场所和空间,增加旅游的公益水平,增进人民福祉。第二,推动文化产业同旅游产业链条各个环节整合与重塑, 实现价值增值。例如演艺、影视、传媒、出版、设计对旅游产品、服务、娱乐、营销、旅游商品等环节的渗透,为本地居民和旅游者提供更为细致、丰富、立体、多元的文化体验。第三,关注城市消费潮流和消费文化。城市消费文化的兴起蕴含着很多新的物质和精神诉求, 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新业态,有巨大消费潜力。例如汽车文化的兴起和演变,汽车竞技文化、越野文化、旅居文化、休闲文化的兴起, 人们对不同车型的需求更为专业和细分,并催生了与此相适应的汽车制造、旅游休闲服务、赛事服务等多个行业的兴旺。因此,每一次大规模消费升级的前提都是文化的悄然变迁。而文化赋予产品以个性、内涵、价值观,大大拓展了消费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文化和旅游在城市空间的深入融合,才能够推动产业和消费的双升级,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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