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现杰
区域发展新空间是一种经济空间，指受内外环境要素的影响， 经济要素在特定空间不断聚合联动而生成紧密的经济共生关系，推动特定区域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形成涉及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不同空间尺度下政府、市场和企业组织基于不同目标的空间选择。20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开展，全球/国家/地方的空间关系得以重塑，推动一些国家内部具有区位交通、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等相对优势的区域成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借助于国家改革开放，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引进外资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迅速成长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需要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已有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依托内需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提升中国应对内外风险的经济韧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目的也在于适应新的全球化形势， 发挥既有经济增长空间的核心带动作用，以协调推动区域经济新空间的形成，进而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因此，对资本逻辑下的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动力源泉与生成路径进行剖析，有助于为不同区域发展空间的复杂演化提供辩证统一的理论逻辑，并为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联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空间互动与区位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与经验启示。
资本空间输出与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形成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矛盾往往会打乱“既有资本”的循环积累进程，为了保证资本的持续积累，资本的空间流动性必须逐渐增强，通过将新的区域不断被纳入资本空间拓展的半径，来实现资本对过度积累危机的消解。
（一）资本具有向外部空间持续输出的动力
竞争促使资本产生空间转移的内在冲动。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 因区位优势所产生的集聚收益会转换为超额利润。个别资本通过改变区位获得超额利润，在竞争的作用下，其他资本就会跟进从而形成空间集群。如果区位超额利润持续存在，则往往会转化为土地租金被土地所有者收走，集群内部竞争的加剧也迫使资本从过于拥挤的区位转向其他新的空间。因此，在竞争压力下，不同资本倾向扩大生产、改变区位的行为将直到区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消失为止。具体来看，改变既有区位位置对个体资本而言可能有以下几种益处：一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别，一些区域可能尚未形成激烈的资本竞争或新技术资本的进入，那么在原来区位的技术落后者则有望将其资本转移至新空间，在规避同类资本严酷竞争的同时，也能够使既有的技术与设备继续发挥生产作用，而不至于早早被淘汰。二是新的技术变革会促使企业将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区位上分割开来，扩大不同区位不同环节生产的空间分工，使得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区域均能获取集聚效益和专业化分工收益。三是新的区位可能更接近潜在市场，随着潜在市场的成熟能够为个体资本获取较大收益。由此，竞争环境下资本的对外扩张，能够不断提升传统发达地区和新空间的内生发展能力，推动新区域在集聚经济的循环因果累积效应下逐渐成长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
（二）资本向外输出重塑传统空间发展模式
过剩资本空间转移必须伴随着整个生产方式的一揽子输出，以便能够在新的空间上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并使新空间的生产方式逐渐纳入资本生产体系之中，并要求对传统空间的生产方式进行全面的重构，以适应资本在新空间增值的需要。在制度上，资本的空间输出要求承接地改变以往的经济制度体系，拆毁影响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和制度差异。在生产上，资本要求输入地借助相对优势从事某一环节的生产，并通过贸易成为资本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流通消费上，资本通过文化和商业手段引导输入地大众消费心理和模式变革，从而完成跨越时空的生产与销售，成为与资本来源地相连接的产品消费市场。不同类型的资本通过各种形式投资于新的空间， 使之融入资本扩张体系的循环过程，改变了原有的发展状态与发展模式。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
（三）从吸纳外部资本到形成区域发展新空间
区域一旦能够吸纳到足量外来资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将被逐渐融入资本生产的空间体系，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逐步从依附型发展演化为内生型发展模式。诚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假定某一欠发达地区承接了外来工业资本转移，外来资本的到来使得本地区劳动力通过就业而学习到相关生产技术，本地区原有企业通过与外来资本配套而提升技术学习改进动力。在外来企业工作的中高端管理和技术人才可以独立出来设立新的企业，并在累积技术经验和资本中成长起来。本地企业随着配套能力的增强，也开始从单一环节配套转向整个产品的研发生产，模仿创新与扩大再生产提升了本地专业化分工能力。众多的外来资本与本地资本的相互作用，为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提供了市场，推动科技研发、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机构开始在本地集聚。竞争推进本地产业集中度提升，推动较大规模企业开始主辅、内部生产与服务的分离等，产生了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外来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结合，进而对本地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支撑作用，促使本区域成为具有较强内生能力的区域发展新空间，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形成
空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范围性，不同层次的区域空间，囊括了不同的区域边界。因此，区域发展新空间既包括了全球层次上的国际区域，也包括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空间板块，还包括了不同地域板块内部的城市区域空间。从全球资本的跨境流动，到国家内部资本的跨区域投资，再到城市区域层面资本的空间选择，将产生三个不同层次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一）全球尺度下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产生
资本在全球新旧空间的转移推动了国家的兴旺衰落。从历史上看，英国向美国等国外地区输出资本，在为英国打开新市场的同时， 也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二战以后，美国过剩资本向西欧和日本转移，推动西欧和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向后工业化转型，制造业向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转移，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借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中国先后成为港台地区以及日美欧等国过剩资本的主要空间转移目的地，借助于国外资本、技术与市场，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成长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沿海地区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等问题开始出现，过剩资本又开始向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地区以及中国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寻求新的资本积累的新空间。
（二）国家尺度下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产生
由于发展条件、发展历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不同，国家内部各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增长阶段的异质性。具有区位交通优势、政治优势的地区往往能够率先崛起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并在路径依赖下长期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角色。随着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转移过剩资本与产能，打造新的经济空间便成为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美国由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东北部地区资本向中部的转移，推动了美国五大湖地区的迅速崛起。资本的持续西移，推动加州的洛杉矶地区、硅谷与旧金山地区，德州达拉斯、休斯顿地区等相继成为支撑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地区。于中国而言，受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资本在沿海通商口岸布局的影响，中国大体形成了由沿海港口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逐步沿交通线路向内地拓展的港口—腹地空间扩展模式（吴松弟，2004）。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中西部地区只占到全国的39.8%，东部沿海地区约为70.2%（吴松弟，2014）。改革开放之后，依托东部沿海地区区位交通优势和工业历史基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推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逐渐成长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发展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需要依托既有三大空间的过剩资本与过剩产业通过向中西部转移来拓展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空间。从目前态势看，山东半岛、成渝、辽中南、中原、海峡西岸、武汉、长株潭、关中等8个城市群地区有望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安树伟， 肖金成，2016）。
（三）城市尺度下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产生
在区域内部，空间重组表现为城市和地区的去工业化和地理景观的衰落、工业中心的转移、新型工业城市的出现或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或再工业化、城市更新和拆迁等空间现象（付清松，2015）。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已经成为缓解资本过剩压力和提升资本长期积累能力的重要投资空间。那些能在不同发展时间节点适应工业、城镇和金融资本需要的城市，往往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内部发展的新空间，而那些没有抓住国家经济转型和资本投资趋势转变的城市， 则往往沦落为收缩型城市。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部分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拥挤成本的上升、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城际铁路网络的不断建设， 在不少中心城市的土地成本和用工成本日益提升下，工业企业开始向外围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也因承接中心大城市资本空间溢出而日益成为新的区域发展空间， 例如上海周边的江苏昆山、浙江嘉兴等城市借助于上海的经济辐射而崛起；廊坊借助于濒临北京、天津的区位优势而在承接制造业转移、房地产业发展上集聚了较多外来投资；东莞、惠州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承接制造业转移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较好发展。
对区域发展的政策启示
推动剩余资本的空间转移需要尽可能摧毁一切可能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并要求承接地能够满足资本的积累需求。一般而言，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快捷高效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公平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良好的区域营商环境、与资本密集区较为紧密的联系等等，是后发地区能够迅速吸纳外部过剩资本逐渐成长为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条件。作为区域管制主体的政府应根据打造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需要，将具有一定范围的地区划为政策空间，通过优惠政策的汇聚与引导来推动资本向目标地区集中，推动其快速成长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
（一）提升融入国家综合大通道的能力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是克服资本流动空间障碍的重要方式。空间障碍的消除和时空压缩需要在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上的不断投资，改变政策区域的区位交通条件，改善区域的对外通达性。因此，要推动某一区域成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就必须首先增强区域对外的通达性， 借助于机场、高铁、城际轨道、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大幅压缩区域链接发达地区（第一代发展空间）的时空距离， 便利与发达地区深化经济联系，扩展本区域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本区域的流量，进而为承接资本空间转移创造基础。对于国家而言，要推动跨区域公共产品建设， 推动形成整个国土东中西、南北方的综合交通通道网络，提升区域之间的连接能力。如“十横十纵”高铁网络与“71118”高速路网（7条首都放射线、11条北南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地区环线、并行线、联络线等组成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等，为资本跨区域转移提供基础设施支撑。省区应推进城际轨道交通与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城市政府应大力推动地方快速路网建设，提升地方融入国家综合大通道的能力，压缩外部资本到本区域的时空成本。
（二）与资本来源地的政策体系相统一
尽管交通与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物理上的要素流动限制， 但无形贸易壁垒的存在限制了区域间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在制约资本流动的无形壁垒也逐渐降低的背景下，过剩资本才可以在新空间进行布局，否则无形的制度壁垒将大大降低资本积累的安全性与自由性，导致新区域难以集聚较高规模的生产要素实现循环累积发展。因此，推动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的政策应着力构建与经济发达、资本密集地区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市场化制度体系。首先，要推动建立与资本转出地相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质量安全标准、职业资格标准等等，为资本空间转移创造便利条件；其次，要彻底清理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消除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推动形成与资本转出地相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第三，推进本地资本投资市场与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地区的全面对接，便利发达地区资本对本区域的投资、并购，降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阻力。第四，重点功能区要复制好发达地区的政策体系， 并推进在本地的有效实施，降低外来资本在本区域的经营成本。如中西部地区复制上海、深圳等地自贸区的已有政策体系等。
（三）提升区域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
对于准备要进入某一区域的外部资本而言，其发展有可能面临本地国有垄断资本的抵制，也可能面临来自本地垄断资本在获取本地资源上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对于准备引进外部资本的区域，尤其是垄断企业较多或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要尽量减少外来资本进入本区域的不信任与陌生感，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场化环境，给予外来资本以本地化的同等待遇。因此，为方便资本的进入， 区域政策应致力于推动本地的市场化水平。一是有序推进国有垄断部门市场化改革，为外来产业资本进入本区域投资生产和创建跨区域产业链提供发展空间，进一步降低本地国有企业市场垄断能力，支持本地国有企业采取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引进外来资本，共同投资实体经济领域。二是推进本地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水平，为外来资本参与本地土地市场、矿产资源市场提供便利。三是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推出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的负面清单，管住政府掠夺之“手”、不当干预之“手”以及背后操纵之“手”，营造便利、透明、公平的创业经营环境，激发市场的开放创新活力。
（四）增强财政税收等优惠的支持力度
国家的政策支持对区域的发展也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央可以对选定的区域进行如下支持： 一是提升中央财政对区域发展新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升区域的一般财力；二是赋予区域发展新空间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支持外部资本到新空间进行投资，允许实施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比如增值税扩大抵扣，企业所得税降低税率等，引导外部资本进入区域发展新空间；三是中央政府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可对区域的重大投资项目贷款进行贴息或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重点支持跨区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地方政府在自身税收法定的原则之下，可以通过增强财政补助、降低土地价格等形式对外来资本予以支持，进一步降低资本在本区域的投资风险。
（五）增强区域全方位开放与合作水平
资本输出要求承接地区降低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的障碍， 减少资本的运营成本。因此，推动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的政策应提升该空间的开放合作水平。一是在区域新空间布局全方位开放新载体。依托陆海空大型交通枢纽， 建立健全海港、空港、铁路口岸等载体的全方位开放功能，支持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新空间的布局，鼓励区域与国外开展相应贸易、产能与投资合作。二是支持区域发展新空间、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与资本发达地区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探索建立与资本密集地区在产业转移、供应链网络建设、跨区域税收分享、科技成果异地孵化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切实做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发展共赢。三是要加强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提升本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与发达地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跨区域的无缝衔接，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聚焦某一功能区域实现点状率先突破，以为资本空间转移扫除制度障碍。（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