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宽”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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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成都武侯祠里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人赵藩所题,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哲学道理。有人认为联中“宽严皆误”有批评诸葛亮的含义,是对他治蜀的否定。是不是这样呢?

管得很“宽”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6月, 刘备病逝。临终前,刘备在白帝城向丞相诸葛亮托孤。为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诸葛亮迅速返回成都,于次月辅佐太子刘禅继位,刘禅命诸葛亮“开府治事”。

所谓“开府”就是组建官署, 具体来说就是组建丞相府。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刘备在世时他的角色是执行者,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刘备亲自决策,诸葛亮只负责建议和执行;加上刘备称帝后马上东征,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还不完善,所以诸葛亮受命托孤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丞相府。现在, 诸葛亮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工作机构。诸葛亮认真履行职责,严格选拔人才,组建了简干的丞相府。

丞相府组建后,官员们很快发现诸葛亮工作责任心非常强,对大家的要求也很严格。在工作中, 诸葛亮心很细,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为减少差错,诸葛亮甚至“自校簿书”,也就是亲自校对一些重要文件和统计报表。《襄阳记》记载,丞相府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 劝诸葛亮“为治有体,则上下不可相侵”,意思是大家的工作职责各有分工,上上下下不宜互相交叉。为说明这个道理,杨颙还打了一个比方:有个人让奴仆耕田、婢女做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又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里的事无一荒废,他也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平时只是吃饭饮酒而已;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他都亲自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每天都陷入琐碎事务中,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但什么都没有做好。杨颙认为,不是这个人的才能不及奴婢,而是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具体到治理国家,就是“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杨颙还说“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这是因为“自有主者”。杨颙对诸葛亮身为丞相却“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提出质疑,认为诸葛亮“不亦劳乎”。

一个机构要实现高效运转并有条不紊,首先要做到各部门权责分明,职责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交叉,否则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建立组织分工制度就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通常来说,一个组织的分工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上层负责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对整个组织实行统一指挥和综合管理,制定组织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大政方针;中层负责各部分目标的制定,确定实现计划的步骤和程序,协调下级的活动;基层负责按照计划和程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杨颙的看法似乎是对的。

但杨颙看到了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另外一面。从管理学上看职责确实应该这么分工,但还应该注意到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诸葛亮“开府治事”时,蜀汉政权许多基础工作才刚刚起步,新组建的丞相府也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抓工作,又亲力亲为,其实是在抓工作作风建设,以此带动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时期,所以领导必须带头。

在诸葛亮严格要求下,蜀汉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这种良好氛围,让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重用。何祗就是一个例子。《益都耆旧传》记载, 何祗只是一名书佐,由于办事认真, 被提拔为管理一处监狱的官员。有一次,诸葛亮巡查到何祗管理的监狱,询问监狱和在押犯人的情况, 何祗回答得流畅自如,让诸葛亮很惊异。后来成都县令空缺,诸葛亮让何祗接任。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达官贵人聚集,这样的地方通常很难管理。何祗到任后打击犯罪,抓获不少作恶和奸诈之徒,犯罪案件大幅下降。附近郫县县令缺,诸葛亮干脆让何祗把这个县令也兼起来。再后来,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汶山郡出现不安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叛乱,诸葛亮便把何祗派过去担任太守。何祗去后立刻见到成效,汶山郡很快安定下来。

诸葛亮任用了一大批类似何祗这样的官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什么背景,但有真才、肯实干,作风扎实过硬。由于诸葛亮积极倡导和亲力亲为,蜀汉的政风乃至社会风气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提高蜀汉的综合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管得很“严”

诸葛亮还主持制定了《蜀科》,“科”指法律、命令,这里特指刑法。诸葛亮一向主张用法要严, 所以在《蜀科》的制定中贯彻了从严的精神。遗憾的是,《蜀科》已佚失,当年诸葛亮主导的蜀汉法制建设的详细情况已无法考证。

但是,从诸葛亮留下的其他著作如《将苑》《便宜十六策》中, 依然可以看出对立法和执法的有关要求。《蜀记》记载,晋人郭冲记录了围绕诸葛亮5个有争议话题所进行的讨论,其中一条就是刑法太严。有人认为“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所著《后汉纪》也有类似说法。

不仅是后人,在当时也有人就这一问题向诸葛亮表达过不同看法。深为刘备信赖的法正曾以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为例,向诸葛亮提出“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 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在一部分人看来,两汉以来酷吏频出,他们用法之狠、手段之残酷让人谈之色变,不应该把这些作为立法的精神和执法的理念。

为了辨析类似的问题,诸葛亮作了一些解释。在《诸葛亮集》中有一封给法正的信,信中指出,人无道,实行严刑、苛政,所以汉高祖顺应大势而“约法三章”,受到百姓拥护。但蜀汉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刘焉、刘璋父子治理益州靠的是所谓“恩德”,导致法治松弛, 上上下下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有一部分人习惯于专权横行,君臣之道也慢慢淡化,形成了“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的不正常情况。诸葛亮认为“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只有重塑法治威严、严明执法才能让社会回归正轨,实现“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当时的情况正如诸葛亮所说, 刘焉、刘璋父子靠恩惠拉拢下属、取悦百姓,遇事不敢碰硬,地方势力顺势抬头,造成种种社会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谈汉初的宽政就有些不合时宜。《尚书·吕刑》提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应当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情况,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刑法。对于乱世就要用“重典”,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诸葛亮治蜀强调“严”,但这个“严”是有针对性的,同时也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不是随意量刑和扩大打击面。至于实施的效果,《三国志》是这样总结的:“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鼓励批评

诸葛亮管得“ 宽” 、管得“严”,但从不武断,从不以权压人。杨颙给诸葛亮提意见,语气相当严厉,几乎在说“你不会当丞相,你应该学学人家丙吉和陈平”。诸葛亮听了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向杨颙表示感谢。杨颙去世后诸葛亮“垂泣三日”。

除了认真工作、勤恳办事、执法严明,诸葛亮还要求下属敢讲真话、敢于直言。《诸葛亮集》中保存了两篇《与群下教》,类似于两封给下属的公开信,内容都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

在第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提出“集众思广忠益也” , 强调在工作中要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诸葛亮认为,在工作中如果担心受到猜疑而不愿意反复磋商和研究,就会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复研究和磋商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过程就好比丢掉了草鞋而得到了珠玉。诸葛亮举了董和的例子,董和跟诸葛亮共事七年,其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 也就是遇到不同意见,董和会往返10次来陈述。诸葛亮提出,如果大家能像董和那样尽心尽职,工作中的差错就会大为减少。

在另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继续鼓励各级官员敢于直言。诸葛亮说:我初次接触崔州平,就多次听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接触徐元直,又经常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我与董幼宰共事,他每次发表见解都必须把话说完;后来又跟胡伟度共事,他曾多次对我进行劝阻。我天资不高,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们的所有意见,但我同他们始终都是好朋友,“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诸葛亮要大家不必担心,不会因为说真话而受到猜疑和打击。

诸葛亮治蜀,较好地处理了“宽”、“严”等问题,加上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和鼓励直言,蜀汉才能用较短时间摆脱了刘备去世前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国力迅速增强。《三国志》评价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对他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干评价极高。

成都武侯祠里“攻心联”的作者赵藩一向仰慕诸葛亮,曾写过多篇称颂诸葛亮的诗词,其中一首《隆中谒武乡侯祠》写道: “高岗云气湿蒙蒙,卧龙犹疑此山中。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轻出处帝臣风。立谈早定三分局,异代犹尊一亩宫。祠宇西南瞻拜遍,参天松柏共青葱。”至于“攻心联”,其真正含义并不是批评诸葛亮“宽严皆误”,而恰恰是以诸葛亮治蜀的成功实践来提示后人,一定要像诸葛亮那样注意“审时”,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情况来制定政策措施,不能照搬照抄理论教条,否则就会“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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