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前海的党建创新肇始于法定机构创新，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构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党的领导下，前海的党建通过“先行先试”总结了很多可贵经验， 并已经通过实践过程将其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不管是海南自贸港、还是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海模式。对于前海的探索，不管是走“企业代行政府”之路，还是走“事业代行政府”之路，都具有新时代的创新意义。在新的发展阶段，前海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深刻的实践创新意义。
前海以“法定机构”代行治理的模式，还应该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前海自己划分了疫情治理的网格，产生了网格长，又在网格内任命了楼长。通过网格长和楼长建立的组织治理体系，建构了具有前海特色的疫情防控机制。在“法定机构”治理的框架内，形成了自己的治理体系， 进行了制度创新。在常态化防控时期，前海应该以党建为引领，继续深化改革，将前期建成的网格长制和楼长制与党的建设密切结合，建立党组织领导兼任网格长和楼长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扬光大社会治理的既有成果。
前海是在没有街道这个政府派出机构层级的情况下进行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在没有社区这个最小社会组成单元的情况下的创新。这种创新的成功，对于全国具有法定机构治理能力的地方，都具有示范效应。当前全国层面的基层治理结构，“自治”和“共治”的特色还不突出。如果前海的实践能够开发出更多的本地资源，扶持多方“共建”力量，探索“自治” 和“共治”的新路子，发挥“共建共治共享” 的治理共同体作用，则会创新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海经验。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果能够发挥现代志愿服务的作用，引导志愿服务深刻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那么将更加突出具有前海价值的社会治理体系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前海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概括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前海即可初见端倪。如果能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那前海模式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示范意义会更加显著。
前海党工委的议事会领导模式、前海管委会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在制度创新中提升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行政资源，同时也能够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索与建构出一种新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政治制度。
在长远决策上，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在消退。前海与深圳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借助了我国非常丰富的人口红利。但在新发展阶段，地区之间的人口竞争会十分激烈。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房价已经很高，与新一线城市相比，很难形成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尤其是与长三角地区的杭州、苏州等城市相比，很难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市民化作用。如果深圳或前海创造的收入提升机会难以持续领先，则人才竞争和人口竞争的优势地位就很难长期维持。当前，前海管理团队要抓好未来发展动力这件大事，在人口红利消退与人口竞争激烈过程中谋划区域发展战略，防止风险，破解影响稳步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继续创造新辉煌。
二是要搞科技创新。在后疫情时期，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更应该强化科研和科技工作，深耕区域内可资利用的高新研发部门，激励企业通过研发转型升级，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创新链条。
三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中分配好蛋糕。国家在“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有效推进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融合发展。如果特区难以在这些地方有所突破，就难以保住自己原有的长板，还会放大新生的短板，导致发展失速的状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